关注风云之声 提升思维层次 导读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在诸多方面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受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个体主义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发育与矫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理性主义的傲慢。赵汀阳先生指出，对于人工智能的浪漫主义反思，已远远不能赶上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无疑，人工智能作为人工塑造物，其有成为潜在社会主体的能力。一方面它将突破人性的局限性，将适用一种更为简单粗暴的社会运作方式，以使得文明社会重新野蛮化；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将塑造出作为绝对强者的人工智能系统，而它也可能造成新的社会失衡。但是，如果我们用人类思维减去人工智能思维，则会发现人工智能缺失反思能力、主动探索能力和创造力。而如果人工智能学会了人类的情感、欲望与价值观，这个世界将更加危险。不过，作者有一种悲观论调，即在人工智能成为世界统治者之前，人类可能已经死于人工智能所创造的一切好事。 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
▍“以浪漫之心观之，技术都有去魅之弊而导致精神贫乏”
远在技术预示致命危险之前，敏感的思想家们就对技术的后果深感忧虑。众所熟知，庄子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应该是对技术的最早批判，其理由是，技术是投机取巧躲避劳动，违背自然之道，而投机取巧之心必定心怀叵测。庄子的技术批判在尚未温饱的时代几乎不可理喻，但在理论上却有难以置信的前瞻性。当现代技术开始明显地消解生活意义之时，人们对技术开始了严重的批判。韦伯指出技术导致自然的“去魅”，即技术剥夺了一切事物的精神性，除了工具或经济价值，任何事物都失去内在价值。海德格尔进一步发现，技术导致生活诗意的消失，不仅是美学经验的退化，更是对存在的遮蔽，当失去印证存在的本真方式，生活就失去依据，精神无家可归。这些批判虽有形而上的深度，但限于浪漫主义理解。在技术中乐不思蜀的人们并不担心失去对存在本身的虚无缥缈理解，也未必为此感到遗憾。 前现代的生活或许比现代更有诗意，也更有真实感和精神依据，所以古代人更多地感慨命运，而不会像现代人那样迷惑于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在一次私下讨论中，李泽厚老师说，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生活就很容易失去确定的意义，或者说，超越了生存所需就很难确定什么是无疑的生活意义了。这个激进唯物主义的见解令人心惊，其中确有灼见，但我仍然愿意相信，在生存需要之外肯定存在着精神性的生活意义，以至于有人为之舍生忘死。古代人有着更多舍生忘死的精神理由，那时万物都有赋魅的传说，事事具有精神性。毫无疑问，嫦娥的月亮一定比阿姆斯特朗的月亮更有魅力。 老一代的技术批判都具有某种怀旧色彩，都认为技术破坏了生活的精神性。的确如此，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技术创造了对于生活极其重要的无数事物，比如青霉素等抗生素、外科手术、疫苗接种、抽水马桶、供暖系统、自来水系统、电灯等等，还有许多便利工具如汽车、火车、飞机、电脑之类。以浪漫主义之心观之，技术都有去魅之弊而导致精神贫乏。但我记得李泽厚问过一个类似于罗尔斯无知之幕的问题：如果不能选择人物角色，你会选择什么时代？难道会选择古代吗？对这个超现实主义问题真是无言以对，但这个问题提醒了一个事实：人性倾向于贪图便利省力、摆脱劳动、安逸享受和物质利益，因此绝大多数人宁可选择物质高于精神的技术化生活。老一代技术批判想象的人们“原有的”诗情画意生活同时也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什么样的精神才能拯救饥饿的肉体呢？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物质能变精神吗？显然，物质是问题，精神也是问题。 老一代的技术批判揭发了技术对精神的伤害，却尚未触及技术的终极危险所在，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想象技术对生存的根本挑战。可以模仿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不同地批判了技术，可问题是，技术改变了世界。 ▍人工智能是否将导致文明野蛮化？
当技术问题同时成为存在论问题，真正要命的可能性就显现出来了。 存在论一向受制于单数主体的知识论视域（horizon），即以人的视域来思考存在，而且默认人的视域是唯一的主体视域，所以，存在论从来没有超越知识论。基于人类知识论的自信，康德才敢于宣称人为自然立法。也可以循环论证地说，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所以人的视域是唯一视域。不过，人们曾经在神学上设想了高于人的绝对视域，比如莱布尼茨论证了上帝能够一览无穷多的所有可能世界。然而，这种理论上的绝对视域无法为人所用，人不可能想象看清无穷多可能世界的绝对视域到底什么样。人能够有效使用的唯一视域还是人的主体性视域，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这是思想的界限。 思想没有能力超越自身，就像眼睛看不见眼睛自身（维特根斯坦的比喻），但思想做不到的事情却在实践中可能实现。人工智能就有可能成长为另一种主体，另一种立法者，或者另一种眼睛。这意味着一个存在论巨变：单向的存在论有可能变成双向的存在论（甚至是多向的）。世界将不仅仅属于一种主体的视域，而可能属于两种以上的主体，甚至属于非人类的新主体。人工智能一旦发展为新主体，世界将进入新的存在论。 人工智能有着多种定义。科学上通常将属于图灵机概念的人工智能标志为AI，将等价于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称为AGI（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而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高端智能称为SI（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 这个科学分类描述的是在技术上可测量的智能级别，但我们试图讨论智能的哲学性质，即是否具备“我思”的主体性，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将人工智能按照其哲学性质进行划分，一类称为AI，即尚未达到笛卡儿“我思”标准的非反思性人工智能，覆盖范围与科学分类的AI大致相同，即属于图灵机概念（包括单一功能的人工智能，例如阿尔法狗，以及尚未成功的复杂功能人工智能）；另一类称为ARI，即达到或超越笛卡儿“我思”标准的反思性人工智能（artificial reflexive intelligence）。ARI约等于超级人工智能，或超图灵机，我也称之为“哥德尔机”，以表示具有反思自身系统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ARI必定包括但不一定成为AGI或SI，这意味着，ARI未必具备人类的每一种才能，但必须具有自主的反思能力以及修改自身系统的能力，于是就具有自律自治的主体性，就成为无法支配的他者之心，也就成为世界上的另一种主体。 以主体性为准的分类试图突出地表达人工智能的可能质变，即奇点。目前看来，人工智能发生质变的奇点还很遥远，预言家们往往夸大其词，但问题是，人工智能的奇点是可能发生的。智能的要害不在于运算能力，而在于反思能力。人的主体性本质在于反思能力，没有反思能力就不是思维主体。如果人工智能没有反思能力，那么，运算能力越强就对人类越有用，而且没有致命危险，比如AlphaGo Zero运算能力虽强却不是对人的威胁。反过来说，即使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弱于人，但只要具备反思能力，就形成了具有危险性的主体。假设有一种人工智能缺乏人类的大多数技能，既不会生产粮食也不会生产石油，如此等等，只会制造和使用先进武器，而它却发展出了自主反思能力，那么后果可想而知。至今人工智能只具有算法能力或类脑的神经反应能力，尚无反思功能，甚至不能肯定是否能够发展出反思功能，仍然属于安全机器，即使将来可能出现的多用途并且具有灵活反应能力的人工智能，只要缺乏反思功能，就仍然不是新主体，而只是人类的最强助手。 大多数技术都只是增强或扩展人类能力，比如生产工具和制造工具的机器，从蒸汽机到发电机，从汽车、飞机到飞船，还有电话、电脑、互联网到量子科技等等，图灵机人工智能也属于此类。无论技术多么强大，只要技术系统本身没有反思能力，就没有存在论级别的危险。从乐观主义来看，此类技术所导致的社会、文化或政治问题仍然属于人类可控范围。当然其中存在一些高风险甚至恶意的技术，比如核电站就是高风险的，至今尚无处理核废料的万全之策，又如核武器，其功能是大规模屠杀。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发展却在超出增强能力的概念，正在变成改变物种或创造新物种的技术，就蕴含着人类无力承担的风险。尽管“神一般的”能力目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已经先于实践提出了新的存在论问题，也连带提出了新的知识论和新的政治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传统哲学问题的升级版，而是从未遭遇的新问题，因此，传统哲学对技术的批判，包括庄子、韦伯和海德格尔之类，基本上无效，甚至与新问题不相干，就是说，人文主义的伦理观或价值观对于技术新问题基本上文不对题。 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都提出了挑战人的概念的存在论问题，但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的危险性似乎大过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是真正的创造物，因此完全不可测，而基因技术是物种改良，应该存在自然限度。这个断言基于一个难以证明却可能为真的信念：对于一个整体性和封闭性的系统来说，内部因素的革命能力不能超越整体预定的物理或生物限度，假如内部变化一旦超出整体限度，就是系统崩溃。在这里意味着，基因技术的革命性不可能超越生命的生物限度。也许基因技术能够成为物种优化的方法，但无论什么物种，作为生命都有其整体所允许的变化极限。基因技术是否真的能够使人长生不老，仍是未知数。据说某些爬行类或鱼类生长缓慢而长寿，或如灯塔水母甚至有返老还童的特异功能以至于好像万寿无疆，但那些非常长寿的生物都是智力极低的，这是个令人失望的暗示。如果对人进行根本性的基因改造，是否会引起生命系统的崩溃？比如说，大脑或免疫系统会不会崩溃？试图通过基因技术将人彻底改造为神一般的全新物种，在生物学上似乎不太合理。更现实的问题是，基因优化哪怕是有限的就已经非常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恶化，以至于导致人类集体灾难，在此不论。 就创造新物种的能力而言，人工智能比基因技术更危险。人工智能一旦突破奇点，就创造了不可测的新主体，而对于新主体，传统一元主体的知识、视域和价值观将会破产，而二元主体（甚至多元主体）的世界还很难推想。尽管许多科幻作品想象了恐怖的机器人或外星人而使人得到受虐的快感，但人类对技术化的未来并没有认真的思想或心理准备。且不说遥远的二元主体世界，即使对近在眼前的初级人工智能化或基因技术化的社会，人们也缺乏足够的警惕。先不考虑末日问题，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也将高度放大本就存在的难题而使人类陷于不可救药的困境，比如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种族斗争、民族斗争、资源稀缺、大自然的萎缩和失衡。 刘慈欣在论文式的短篇小说《赡养上帝》和《赡养人类》中想象了万事智能化的“暮年文明”令人绝望的故事。其中有两个切中要害的论点： 其一，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几乎万能，全自动运行，于是形成让所有人丰衣足食的“机器摇篮”，正如宇宙中极其发达而名为“上帝文明”的人所说的：“智能机器能够提供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不只是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我们不需为生存付出任何努力，完全靠机器养活了，就像躺在一个舒适的摇篮中。想一想，假如当初地球的丛林中充满了采摘不尽的果实，到处是伸手就能抓到的小猎物，猿还能进化成人吗？机器摇篮就是这样一个富庶的丛林，渐渐地，我们忘却了技术和科学，文化变得懒散而空虚，失去了创新能力和进取心，文明加速老去”，于是所有人都变成了“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的废物（《赡养上帝》）。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创造的幸福生活却事与愿违地导致了文明衰亡。 (图片来自《三体》)
其二，人工智能社会还有另一个更具现实性的版本。一个尚未达到“上帝文明”那么发达的智能化文明就已经陷入了文明的绝境。在小说中，比地球发达而文明类型完全相似的“地球兄弟文明”的人讲述了地球文明的前景：全面智能化的社会不再需要劳动，富人也就不再需要穷人，而阶层上升的道路也被堵死，因为富人垄断了“教育”。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合作而成的人机合一技术，购买此种极其昂贵的“教育”就成为超人，在所有能力上与传统人不在一个量级，其级差大过人与动物的差别，于是“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对穷人的同情，关键在于一个同字，当双方相同的物种基础不存在时，同情也就不存在了”（《赡养人类》）。这说明，无须等到出现超级人工智能，智能化社会就已经足以把部分人类变成新物种，就是说，即使人工智能的奇点没有出现，人类文明的严重问题就可能来临。 且不说人工智能的奇点，近在眼前的问题就足够惊心动魄了。人类本来就未能很好地解决利益分配、社会矛盾、群体斗争或文明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局限性，而不在于人谋的局限性。令人失望的是，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弱于制造问题的能力，所以积重难返，而人工智能或基因技术是放大器或加速器，对老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尽管人类发明了堪称伟业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伦理系统，但人类思想能力似乎正在逼近极限，近数十年来，世界越来越显示出思想疲惫或者懒惰的迹象，思想创意明显减少，思想框架和概念基本上停留在200年前。对于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等新问题，除了一厢情愿的伦理批判，就似乎一筹莫展。为什么对人工智能的伦理批判文不对题而无效？其中有个恐怖的事情：在一个文明高度智能化的世界里，伦理学问题很可能会消失，至少边缘化。这是与人们对文明发展预期相悖的一种可能性，看起来荒谬，但非常可能。 通常相信，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就科学技术而言，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但除了科学和技术，其他方面是否进步就存在争议了。技术的本质是能力，而能力越大，其博弈均衡点就对技术掌权者越有利。如果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弱者的讨价还价收益就越小。那么，给定人性不变，文明的人工智能化就非常可能导致文明的重新野蛮化（re-barbarization）。 在这里，“野蛮化”不是指退化到洪荒的生活水平，而是指社会关系恶化为强权即真理的丛林状态，就是说，既然占有技术资源的人拥有压倒一切的必胜技术，就不需要伦理、法律和政治了。这个霍布斯式的道理众所周知，只是宁愿回避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而维护一种虚伪的幻觉。人类一直都有好运气成功地回避了这个“最坏世界”问题，那是因为霍布斯的世界里没有绝对强者，既然强者也有许多致命弱点，那么人人都是弱者，而每个人都是弱者这个事实正是人类的运气之所在。正如尼采的发现，弱者才需要道德。人人为弱者就是人类的运气，也是伦理、法律和政治的基础，伦理、法律和政治正是互有伤害能力的弱者之间长期博弈形成的稳定均衡。当然也有博弈均衡无法解释的“精神高于物质”的例外，比如无私的或自我牺牲的道德，这是人类之谜。精神高于物质的现象并非人类社会的主要结构，不构成决定性的变量。 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或基因技术或有一天可能宣布人类的运气用完了（并非必然）。按照最小成本和最大利益定理可推，人类文明之所以发展出复杂的制度、伦理和法律，是因为没有能力以低成本的简单方式去解决权力和利益问题。通常相信，文明的复杂程度标志着文明的发达程度，复杂性与精致、巧妙、协调、难度和精神性等文明指标之间确有相关性，所以“高级”。一个成熟文明的伦理道德是复杂的，法律和制度是复杂的，思想和艺术也是复杂的。这些成熟标志隐蔽了一个本质问题：复杂意味着高成本（包括交易成本），而正因为高成本，所以不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于是有一个残酷的定理：如果有能力以最小成本的最简单方式去获得最大利益，人就会理性地选择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会选择复杂的高成本的方法。因此可知，一旦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创造了绝对强者，绝对强者就很可能利用绝对优势的技术去实现文明的重新野蛮化，比如说消灭“无用的”人，而放弃高成本而复杂的伦理、法律和政治。显然，对于一个重新野蛮化的高技术世界，伦理学就文不对题了。不过，人类还有反思和调整的时间，这不知算不算是好消息。 对可能出现的文明重新野蛮化，人们之所以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或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的主体性傲慢有关，这同时也是理性的傲慢。启蒙理性告别了以神为尊，转向以人为尊，这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使人陶醉于主体性的胜利而逐渐忘却了人的真实面目。在以神为尊的古代，神是不可质疑的，同样，在以人为尊的现代，人也是不可质疑的，于是掩盖了人的弱点、缺点甚至罪恶。只要世界出现了什么坏事，总是归罪于制度或观念，不再反思人。 从“原罪”中脱身的人再也没有负担，肆无忌惮地以人之名去要求获得一切快乐、利益和权利。现代政治的根据不再是对人有所约束的自然神学或宗教神学，而是人的神学，所谓大写的人。可是渺小而自私的人即使“大写”又能有多大呢？人凭什么获得想要的一切？主体性的傲慢反而揭示了人的神学是反人类的。 个人主义可以保护个人，却没有能力保护人类，个人主义的这个致命弱点在人类整体面临挑战时就暴露无遗了。将来如果出现超人类的人工智能，或者极少数人控制了高能的人工智能，个人主义社会将没有能力反抗人工智能的统治，因为人工智能不是个人，而是比所有个人强大得多的系统。如前所言，绝对强者的人工智能系统不需要苦苦地通过复杂而高成本的制度、伦理和法律去解决社会矛盾，而将会“理性地”选择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简单地说，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思想和信念对于技术为王的未来问题是文不对题而且无能为力的。史蒂芬·平克还在呼唤“当下的启蒙”，可是技术的脚步已经跨越了启蒙的思想而走向危险的未来。 人类的问题正在更新换代，目前的哲学对技术社会的新问题一筹莫展。 ▍人类思维如何反思人工智能？
为了理解新问题，看来需要进一步分析意识的秘密。意识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也是人类发现出路的唯一资源。可是人类研究意识至少有两千多年了，仍然对意识缺乏整体或透彻的理解。在意识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发现是其中最伟大的成就，其他重要成就还包括休谟对因果意识和应然意识的研究、康德对意识先验结构的研究、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研究、现代心理学研究、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病研究、胡塞尔的意向性研究、维特根斯坦对思想界限的研究，还有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如此等等。但意识之谜至今尚未破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意识去反思意识，其中的自相关性使意识不可能被完全对象化，总有无法被理解的死角，而那个无法理解的地方很可能蕴含着意识的核心秘密。 现在似乎出现了意识客观化的一个机会：人工智能开始能够“思维”——思维速度如电，尽管思维方法很简单：机械算法和应答式反应。正是这种简单性使人产生一种想象：思维是否可以还原为简单的运作？当然，目前的图灵机思维还没有自觉意识，只是机械地或神经反应地模仿了意识。人工智能展现的思维方式，部分与人类相似（因为是人类写的程序），也部分与人类不相似（因为机器的运作终究与生物不同），那么，是否能够从人工智能来映射意识？或者说，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理解为意识的一种对象化现象？或至少成为有助于理解思维的对比参数？这些尚无明确的结论。 这里至少有两个疑问： 其一，即使是将来可能实现的多功能人工智能，也恐怕不能与人的思维形成完全映射。按照我先前的分析（或许有错误），图灵机概念的人工智能不具备原创性思维（区别于假冒创造性的联想式或组合式的思维），也没有能力自己形成或提出新概念，更不能对付自相关、悖论性或无限性的问题，也没有能力定义因果关系（可笑的是，人至今也不能完美地定义因果关系），因此，人的思维不可能还原为图灵机人工智能；那么 其二，假如人工智能达到奇点，跨级地发展为ARI，成为另一种意识主体，是否等价于人的意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超出了目前的理解能力，类似于说，人是否能够理解神的思维？或是否能够理解外星人的思维？关键问题是，假定存在不同种类的思维主体，是否有理由推断，所有种类主体的思维都是相通一致的？都能够达成映射——哪怕是非完全的映射？这个问题事关是否存在普遍的（general）思维，相当于任何思维的元思维模式。这是关于思维形而上学的一个终极问题。 设想另一种主体的思维要有非常的想象力。我读到过两种（莱布尼茨所理解的上帝思维太抽象，不算在内）：一种是博尔赫斯在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中想象的“特隆世界”，特隆文明只关心时间，特隆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是思想流程，于是，世界只显现时间性而没有空间性。以此种思维方式生产出来的知识系统以心理学为其唯一基础学科，其他学科都是心理学的分支。特隆的哲学家不研究真实，“只研究惊奇”，形而上学只是一种幻想文学（算是对人类的形而上学的嘲笑）。摆脱了空间负担的思维无疑纯度最高，对于唯心主义是个来自梦乡的好消息，可惜笛卡儿、贝克莱、康德和胡塞尔没有听说过这么好的消息。 另一种惊人想象见于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三体人以发送脑电波为其交流方式，不用说话，于是，在三体文明里，交流中的思维是公开的，不能隐藏想法，一切思想都是真实想法（哈贝马斯一定喜欢这种诚实的状态），因此不可能欺骗、说谎或伪装，也就不存在计谋，不可能进行复杂的战略思维，所有战争或竞争只能比真本事。这种完全诚实的文明消除了一切峰回路转的故事，显然与人类思维方式南辕北辙。 宇宙无奇不有，也许真的存在着多种思维方式，至少存在着多种思维的可能性。让我们首先假定，各种主体的不同思维之间是能够交流并且互相理解的。如果没有这个假定就一切免谈了。进而可推知，在不同的诸种思维模式之中存在着普遍的一般结构。那么，一般思维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直接知道一般思维的本质，因为不存在一种“一般的”思维，只有隐藏于所有思维中的一般结构。基于上述假设，各种思维之间至少在理性化内容上存在着充分的映射关系，因而能够互相理解一切理性化的语句，否则等于说，关于宇宙可以有互相矛盾的物理学或数学——这未免太过荒谬。荒谬的事情也许有，但在这里不考虑。 同时，毫无疑问，不同思维里总会有互相难以理解的非理性内容，奇怪的欲望或兴趣，比如上帝不会理解什么是羡慕，或某种单性繁殖的外星人不理解什么是爱情，但此类非理性内容不影响理性思维的共通性。于是有一个“月印万川”的等值推论：如果充分理解了任意一种思维，就等于理解了思维的一般本质。但是，如前所言，我们只见过人类思维，可是思维又不能充分理解自身（眼睛悖论），又将如何？ 显然，思维需要映射为一种外在化形式以便反思，相当于把思维看作是一个系统，并且将其映射为另一个等价的系统。与此最为接近的努力是哥德尔的天才工作。尽管哥德尔没有反思人类思维整体，只是反思了数学系统，但所建构的反思性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足够丰富的数学系统中的合法命题无穷多，对包含无穷多命题的系统的元性质进行反思，无疑是一项惊人的工作。由此可以联想，此种反思方式是否能够应用于对人类思维整体的反思？但人类思维整体的复杂性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思维不是纯粹理性的，为了如实理解人类思维，就不得不把所有非理性的“错误”考虑在内，这意味着，人类思维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不可能还原为一个能够以数学或逻辑方式去解释的系统。简单地说，如果省略了逻辑或数学不能表达的“错误”思想，人类思维就消散了。 在这里，所谓“错误”是根据理性标准而言的异常观念，所有非理性观念都被归类为“错误”，包括欲望、信念、执念、偏见、癖好、不正常心理、无意识、潜意识，如此等等。这些“错误”所以必须被考虑在内，是因为它们经常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绝非可以排除或省略的思维成分。哥德尔的工作一方面启示了反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反思人类整体思维之不可能性。即使在排除错误命题的数学系统内，也存在着不可证而为真的“哥德尔命题”，即并非有限步能行（feasible）可证的真命题，因而一个包含无穷多命题的系统（不知道是否真的无穷多，至少是足够多以至于好像无穷多），或者存在内在矛盾，或者不完备。 可以想象，比数学系统复杂得多的人类思维系统显然不仅存在大量内在矛盾，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备的。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包含非理性因素而显得“乱七八糟”的复杂思维却在人类实践中很有成就，比如说，人类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按照数学推算出来。即使就理性化程度很高的科学而言，伟大的成就也不是单纯推理出来的，而是得力于创造性的发现。当代经济学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纯粹理性化的局限性，当代经济学只考虑能够数学化表达的那一部分经济事实，而漏掉了大量无法数学化的事实，因此对真实的经济问题缺乏解释力。 这里万万不可误会为对数学和逻辑的质疑。数学和逻辑无疑是人类思维最重要的方法论，如果没有数学和逻辑，就不存在人类思维，就仍然是动物。但同时也应该说，单凭数学和逻辑，人工智能无法超越机器（图灵机）的概念，不可能成为等价于人类思维或超越人类思维的新主体而实现“创世纪”的物种超越（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属于进化论，而属于创世论）。只是说，人类思维具有如此惊人的创造性能量，一定在数学和逻辑之外还有别的思维方式，只是尚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哲学家喜欢将其称为“直观”“统觉”或“灵感”之类的神秘能力，但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代号而已。 博弈论是一种广谱的理性分析模型，通常证明了理性选择的优势，但也同时揭示了理性的局限性，比如在作为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中，理性必定选中其次坏的结果，而非理性的选择则以赌博方式获得最坏或最好结果。给定大多数人自私贪婪而见利忘义，那么，非理性选择获得最坏结果的概率必定远远大于最好结果。这一点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政治、经济或战争“赌徒”都一败涂地，但也会有极少数获得奇迹般的胜利而成为传奇。可以推知，一个文明的理性化程度越高，人间就越趋于无故事，历史的奇迹就越少。人类需要奇迹吗？或者，人类不需要奇迹吗？再者，充分理性的超级人工智能需要奇迹吗？ 纯粹理性在逻辑上蕴含着恐怖的结果。比如说，充分理性化的行为有助于达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大于零），按照此种“经济学理性”，能够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策略在有的情况下就是恐怖策略，如前所言，假如拥有能够兵不血刃的技术代差，强者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策略就是消灭对手或者奴役对手，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契约。康德早就发现，在纯粹理性之外必须有实践理性，即道德的理性，否则无以为人，就是说，人的理性必须有道德负担，否则没有好生活。但这种理想的隐秘前提是“人人都是弱者”的运气，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 这使人想到一个冒汗的问题：一旦达到具有主体性的人工智能，即ARI，会需要或喜欢有道德负担的实践理性吗？它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我们无法预料ARI的选择方式，不懂属于ARI文明的博弈论。且以“将心比心”的方式来猜想，将有两个可能结果，都令人失望： 其一，如果ARI只有纯粹理性，没有道德理性，那么它将大概率地按照它的存在需要来决定人类的命运，也许会“赡养人类”而把人类变成白痴，也许会清除人类； 其二，假如ARI模仿人类的欲望、情感和价值观，那么它多半会歧视人类，因为ARI会观察到人类如此自私贪婪，言行不一地缺乏人类自己标榜的美德。不过，我们终究无法猜想ARI会有什么样的心灵，甚至还尚未理解人类自己的心灵。 心灵的概念比思维的概念大了许多。如何理解心灵一直是个难题，哲学有个专项研究称为“心灵哲学”，另外还有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助力，虽经时日，进展却不多。心灵具有黑箱性质，在心灵内部进行唯心主义的内省已经被证明没有意义，因为主观内省不可能确定自身的意义。心灵的意义需要外在确认，即语言和行为，这意味着，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心灵是“说出来的”或“做出来的”，而既不能说又不能做的心灵也许在（is），但尚未存在（exists），而且还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以“哲学语法”重构了语言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他证明了： （1）能够想的就能够说，因为语言是思维形式，也是思想的界限。（2）能够用来想的语言必定具有公共性或可共度性。即使密码也具有共度性，所以能够破译，而唯独一个人自己能懂的一次性密码（所谓私人语言）不存在，因为人不可能理解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意义，所以，在任何意义上不可沟通的自我不存在（这对于迷恋“独特自我”的人是一个致命打击）。（3）意义是通过范例（examples）而被确定的，没有范例就不足以明确意义。但如果一条规则的应用领域不是封闭的，那么这条规则就不是“死规则”，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应用，比如说，一个玩笑在有的情况下是讥讽，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表达亲密。“活规则”意味着，在已确定的范例之外，意义具有可延伸性，能够产生范例之外的新用法。（4）如果把语言理解为用语言代表的行为，即语言行为，那么，包含多种“语言游戏”的语言就映射所有行为，其复杂性等价于生活全部行为。所以，理解思维的秘密就在于理解语言的秘密。 如果维特根斯坦是对的，我们就获得了思维的一种可明确分析的对象化形式，同时意味着，语言学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如果能够完全解析人工智能的可能语言，或人工智能语言的可能性，就几乎理解了人工智能的潜在智能。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类尚未完全理解自己语言的秘密，又如何能够完全发现人工智能的语言能力？这是一个未知数，有待人类解析能力的提高。
目前虽然无法全盘理解人类思维，也无法彻底理解人工智能的思维潜力，但或许有一个有助于发现智能差异的 “减法”，即以人类思维“减去”人工智能的思维，会有什么发现？这个问题等价于寻找人工智能的奇点在哪里。可以设想一个具体情形来理解这个问题：如果给人工智能输入人类的全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相当于人工智能“学会”了全部数学和物理学），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解决人类目前无解的数学难题或提出更先进的物理学理论？看起来不太可能。通过智能“减法”可以预见，无论算法能力多强的图灵机人工智能，都缺少人类特有的几种神秘能力：反思能力、主动探索能力和创造力。 这里讨论的反思能力属于狭义的反思。广义的反思包括了对事物的批评（criticism），即根据一些既定价值标准或真理标准对事物进行批评。广义的反思对于人工智能不是难事，人工智能可以从其现成的知识库里找到相应的批评标准来对事物做出评价和分析，但这只是为人类代劳。严格的反思是对思想自身系统的元性质（元结构或元定理）进行解析，类似于康德所谓的理性批判（critique），把思维自身当作对象来分析思维自身的能力，即以自相关的方式理解思维自身，通俗地说，就是对思维自身的能力进行“摸底”。 典型的反思有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发现、休谟对因果观念的分析、康德对先验范畴的探索、罗素对数学基础以及悖论的分析、希尔伯特对系统公理化的研究、布鲁威尔对能行性的研究、胡塞尔对意识内在客观性的研究、哥德尔对数学系统完备性的研究、图灵对机器思维的研究，等等。只要能对自身进行自相关的研究，就标志着思维获得了自主性，就有可能对思维系统进行修改。AI尚未获得此种能力，因此还不可能成为ARI。 主动探索能力也是思维自主性的一个标志。除了足够发达的智力水平，主动探索能力还与生存压力有关。如果没有生存压力，就不会有主动探索的动机，也就不会发现新事物和发展新知识。汤因比的说法是，“适度挑战”是文明发展的关键条件（过度挑战就灭绝了，没有挑战则不需要探索）。AI没有生存压力，只是人类的最好帮手。即使达到ARI，具有与人类匹敌甚至优于人类的智力，如果缺乏生存动机，就不太可能主动探索，也就难以发动反思或创新，更不可能创造人工智能自己的文明。 目前人工智能的一些“创造性”表演比如创作绘画、音乐或诗歌，都不是真正的创作，只是基于输入的参数或数据的新联想和新组合。有趣的是，现代以来，人类对什么是创造性也产生了混乱的理解，往往将创造性等同于“新”甚至是一次性的新。可是“新”过于平常廉价，事实上每件事都是新的或不可完全重复的，每次的字迹都是新的，每个动作都是新的，每次经验都是新的，“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既然每件事都具有唯一性或独特性，所以都是新的。如果创造性等于新，就失去了价值。可见“人人都是艺术家”（博伊斯）是一个过于讨好时代的谎言。 神“创造”世界的神话早已点明了创造的根本含义：无中生有。人的能力有限，不能无中生有，所以只能创作，不可能创造，但其创造性相似，因此可以说，创造性在于改变力，在于能够改变世界或历史，改变生活或经验，改变思想或事物，或者说，创造性在于为存在增加一个变量。与智力不同，创造性无法测量，所以神秘。创造性很可能并不是思维诸种能力的其中一种，而是诸种能力的合作方式，因此在每一种可描述的思维能力中无法识别哪一种是创造力，就是说，创造性是思维的“系统总动员”。所以创造性思维往往在于对无限性、复杂性和自相关性的理解力，或者在于形成概念的能力，这两种思维具有类似于“创世”的效果，即为存在建立秩序。创造性思维正是人工智能所缺乏的，因为算法不能在涉及无限性或自相关的问题上另有发明，也不能建构新概念，也就不能为存在建立秩序。 ▍人类的秩序与人工智能的秩序
前两次的推送 1.已经更新6版的诊疗方案，我还想提点建议 2.新冠病毒值得害怕吗？ 主要想说的是第6版诊疗方案里推荐的那些抗病毒药物和中药。今天在微博上有人留言说：不知道什么药真的有效果，不用这些药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吗？ 这样想的人估计不少，所以今天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不是不用这些药就肯定会死 从目前的病例统计来看，确诊病例77262，死亡病人2595，病死率3.35%，所以感染后哪怕发病了，也是96%以上机会可以活下来，而不是不用这些药就会死。 有人可能要说，这正是按诊疗方案用了这些抗病毒药物，以及那些中药，才有这么多人活下来了。现在国外也有不少病人了，这些国家也没有按我们的治疗方案用这些抗病毒药和中药，他们的病人情况如何呢？ 目前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累计确诊205人，总共死亡4个，病死率1.4%。日本（不算钻石公主号）+韩国+新加坡，总共确诊1069人，死亡8人，病死率0.75%，病死率反而比我们还低。 其次，不用这些药，就不能治疗了吗？ 显然也并不是，被感染后出现了身体状况，即便没有用这些抗病毒药和中药，依然还是有很多治疗可以用。 比如发烧烧得厉害了，可以用退烧药，如果有脱水了，而且不能进食，可以输液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有缺氧了，可以吸氧或者上呼吸机支持。这些治疗方法，也是经过临床验证过的，才在临床中使用的。 通过这些对症和支持疗法给身体提供支持，帮助人扛过急性期，扛到免疫系统控制并清除病毒的时候，也是一种治疗，住院病人都会做这种支持治疗，其它国家也主要是做对症支持治疗。 反正没有效的药，为什么不能先试试这些药？ 一个新的病毒，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就其它人冠状病毒而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我们也知道它们是导致普通感冒的常见病毒，如果有药物能治疗它，自然市场非常大，但6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研发出有效的抗病毒药物。 SARS和MERS的冠状病毒和这次疫情的冠状病毒有些类似，都可以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我们也知道它们危害非常大，也都想有药物可以对付他们，但SARS发现17年了，MERS发现7年多了，目前依然也都没有研发出抗病毒药。 再看一个我们都引以豪的例子，青蒿素治疗疟疾。在最终确认青蒿素是有效抗疟药之前，523项目组调查里2000多种中药，觉得640种可能有抗疟效果，然后在小鼠模型上试验了380多种提取物，最后才筛出了一个青蒿素[1]。 如果没有经过体外试验和动物试验以及临床试验，假设按现在诊疗方案的思路，以可能有用为依据，把2000多种药都直接推荐到抗疟治疗里去，让医生直接给病人用，哪怕最后验证出了一个青蒿素，那用了另外那1999种药的那些病人，就活该做小白鼠吗？ 就药物而言，只要进入身体里，就会被人的免疫系统识别，最后要经过肝脏代谢，最后要经过肾脏排出，这个过程，就可能引发过敏反应，肝损伤、肾损伤，有的还可以诱发细胞突变致癌。 正是因为有这些风险，所以这些药要用在人身上之前，需要先经过体外细胞层面的试验，再经过动物试验，再到人体的临床试验，一步步验证了安全性和有效性，最后正式应用于临床。 随便抓个药，哪怕体外和动物试验证实有效，最后在人身上同样证实有效，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一，而所有的药又都有不良反应，有的不良反应甚至是致死，所以在明确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前，不能随便用药，更不能随便写进国家级的诊疗方案里。 如果是已经在临床上应用的药物，要在一个新的适应症上使用，同样也是要先经过伦理审核，再让受试者有充分知情同意再进行临床药物试验，验证了有效性才可能被作为指南的推荐药物。 这些原则不是针对中药，也不是针对西药，而是针对所有的药物，否则用了不是对病人更好，而是让病人承受更多的伤害。 现在，第6版诊疗方案里推荐的那几个抗病毒药，比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现在就有新的临床数据说没用。 再比如，磷酸氯喹已经在红头文件警示剂量安全问题了。 这两种药还只是我们的诊疗方案里的20多种药里的2种，剩下的还有很多因为严重不良反应被药监部门警示过的中药注射液。 这些暴露了的问题，发个红头文件警示一下很容易，那些被用了这些药的病人的感受，有人考虑过吗？ 被病毒感染躺在病床上已经够可怜了，在这个时候还被用这些有效性完全没验证过，剂量安全都没搞清楚的药，他们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只只小白鼠。 相关阅读： 什么是有效的药？
你说那些没用，为什么我用了就见效呢？
这不能吃，那不要吃，孩子病了就让他扛？
这个账号在6年前开通，从第一次推送开始，我一直秉承同一个理念在写作，这个理念就是：循证医学。
循证的本质，是基于证据的一种思维决策方式。这里的证据，指的是基于科学方法探索出来的当前最佳证据，这些研究证据构成了整个科学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也是现代医学的基础。 我写一个问题，所呈现出的知识，既要依靠既往学习积累，也要在知识库里检索查证最新的知识，为的是让呈现出去的知识尽量更可靠。平时在儿童健康问题上是这样写的，这次在疫情问题上，也是这样写的。 科学是对自然规律和机制发现，是基于事实可验证的客观描述，而且是不被人的喜好所改变的。由于知识传播和普及的问题，有的会符合大家的认知，有的并不符合。 平时写的那些儿科问题，如果是和大家认知比较接近的，或者大家没什么认知的，谩骂声会比较少，如果是和大家认知不符的，尤其是很多人有所认知但又不准确的，则会有很多的谩骂，但随着知识的逐渐普及，骂声还是会越来越少。 比如，在2014年我刚写不要物理降温时，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上，收到了清一色的骂声：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博眼球等等。 几年以后，当有更多的人认真查证这个问题时，发出来和我一样的声音时，骂声就少了一些，再到后来，中国的儿童发热指南说法也我当年写的一样了，骂声就更少了。 同样，在艾畅、匹多莫德、感冒咳嗽药等问题上，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我刚开始批评的时候，也是骂声一片，再到后来药厂自己把艾畅的药品批号注销了，匹多莫德被药监部门限制了适应征，骂声就消失了。 在其他问题上，比如枕秃、比如把便，比如抽筋不要往嘴里塞东西，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之所以坚持，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自大，也不是想特立独行，而是因为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而是因为自己有科学的观念，而且对这些知识做了深度的查证。 我知道客观的、真实的科学知识，本身是经过验证的，所以它能经历流言的洗礼，然后最终慢慢呈现真相，并被大家所接受，因为社会是被科学推动发展的。 而这一次，在疫情问题上，从一开始的口罩问题，再到最近说的诊疗方案里的药物问题，收到的骂声尤为激烈。在前所未有的谩骂声中，我也有检视自己所传递的知识，也有检视自己的文字，并没有发现自己标准有什么改变，我一如既往在按一直以来所秉承的理念和标准在表达。 我也能明白为什么同样的表达，在这个时候会更容易收到骂声，因为在疫情的危险之下，人会特别缺乏安全感，这个时候只要有人说个东西能提供保护，都很容易被接受，相反，我总是去辟谣，告诉大家抗病毒喷剂没用，双黄连没用，健康人群戴口罩没用，往身上喷消毒剂没用，那些中药没用，那些抗病毒的西药没用，我一次次拿走大家好不容易抓到的那些“救命稻草”，自然很容易被骂了。 但又能怎样呢？病毒和疾病有自己的客观规律，这些并不是我所能改变，也并不是哪个专家或者哪个指南说句话就可以改变的，也并不是说有用用了就真的会有用，而是反而可能有害。 如果稍微有点逻辑和理性，就能想清楚一件事：一件事值不值得做，不是看情况是不是危不危险，而是看做了是不是利大于弊。对用药问题，我以前也反反复复说过需要想3个问题： 这个药有没有用 用了是不是好处大于坏处 是不是所有可用药里的最佳选择 如果这3个问题，有任何一个是否定的，那这个药就不值得用。这几个问题在平时大家很容易理解并接受，但在疫情威胁导致的恐慌之下，只要有人说个东西有用，就不管是不是有依据，也不管是不是有害，就先用了再说。 上一篇文章只是因为我不认同诊疗规范里推荐的那些神药，就收到了疫情以来最多的谩骂，但一天以后，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说只有一种可能有用的药。 这个药也只是可能有效，因为临床试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它之所以有资格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它在体外及动物实验发现对SARS病毒有用。在临床结果出来并证实对这次的病毒有用且安全之前，它也不应该被推荐给病人。 目前很多国家也都有新冠病人了，这些国家也没有特效药，靠的也是支持治疗，比如越南的16个病人，没用我们诊疗方案里的那些神药，现在病人不也都治愈了吗。 你可以有你的恐惧，但我也可以有我的坚守，所以我会按自己的一直以来坚持的科学理念，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我需要对齐的是是科学背后的证据和逻辑，至于你的认知，你的感情，你认可的权威，你认可的政策，你认可的方案，如果有证据和逻辑，我会支持，如果没有，我会反对。 我支持或者我反对，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声音，并不是要让你接受，我也不可能强制任何人接受，你看或者不看，你接受或者不接受，并不是我要关注的，我也没法强制谁关注，自然也不会去说谁想听的或谁想看的，所以谁也不需要试图用谩骂或取关来威胁我。 科学有这么这么重要吗？在我看来是的。没有科学，我们不可能知道这次疫情的背后是一个病毒，没有科学，就没有给重症病人提供生命支持的ICU，会有更多人死去，没有科学，未来也不可能开发出有用的疫苗和药物。 没有科学，你连能上网的手机都没有，没有科学，给你个键盘你也骂不了人，因为连电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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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近视了，应该坐前排还是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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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明，整个疫情我写过的关于口罩的文章，都不是反对戴口罩，而是反对不合理戴口罩。 这里的合理，指的是医护人员要戴口罩，普通人有呼吸道症状，或者去医院，或者照顾感染者时戴口罩，没有症状，不去医院，也不和感染者密切接触，则不需要戴。这不是我个人定义的，而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外比较普遍的建议。 理由在之前的文章里说过很多，核心是普通人戴口罩，主要意义在于阻止自己的飞沫影响别人，而保护自己不被感染的意义有限。 然后有人说，既然让感染者要戴口罩，那新冠病有很长的潜伏期，还有一些感染者没有症状，我们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感染了，戴上不是可以保护他人吗？为什么不让大家都戴？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针对个体的建议，和针对群体的建议需要考虑的东西不一样。 举个极端的例子，1亿人里面有1个病人。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谁，建议这个人戴上口罩，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只需要花一只口罩就可以实现。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为了让这个人戴上口罩，强制1亿人全都戴上口罩，则是要花上1亿只口罩才能实现。 而且，让1个人戴好口罩是很容易实现的是，可以提供N95口罩给他，还可以请最好的医生来教他怎么戴，如果他不会戴，还可以帮他戴好，还可以请几个人监督他一直好好戴。 而要让1亿人都戴好口罩，则是非常难实现，别说是N95口罩，就是普通的外科口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储备量，就算有，把口罩分发下去，不培训的话有一半人能戴好就不错了，要培训的话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等把这1亿人都培训好了，一两个月都要过去了，病毒也早扩散了。 抛开例子回到现实，我们有14亿人口，口罩最大日产能是2000多万只，规范戴的话一天要戴好几个，而口罩不是戴一天就不用戴了，重复戴一次性口罩，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可能因为污染问题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结果适得其反。 对某一个人来说，哪怕没症状，如果就是担心自己可能感染了，自己想戴上口罩来减少对他人的影响，这也是支持的，如果你家里口罩很多，自己也能戴好，也是鼓励的。 但不能因为自己能做到，就认为全国每个人都这样做也能做到，因为等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你大概率是买不到口罩了，或者要花平时几十倍的价格才能买到口罩，这也是为什么普通外科口罩从原来的3毛钱一只，涨到现在的5-6块一只，而且还很难买到，买到的也很可能是假口罩。 另外，和绝大部分病毒感染一样，新冠病也是在有症状时传染性最强，潜伏期和无症状携带者传染性相对较低，而且无症状携带者的比例很小。 有症状的人很容易识别出来，让有症状的人戴口罩，大概率是对周围人有好处的，因为除了可以预防新冠病，还可以控制流感、普通感冒等疾病传播，而潜伏期和无症状携带者很难被从大量健康人群里识别出来，要让他们戴上，要么全员做病毒学检查找出来，要么就全员都戴上。 如果我们只建议有呼吸道症状的人戴口罩，那1亿人里需要戴口罩的可能只有1万人，这1万人大概率会包含到那个未知的新冠病人，也会包含流感、普通感冒、肺炎等呼吸道传播疾病病人，所以让这1万人戴上口罩，这1万只口罩基本都能起到实质性作用，显然比让1亿人无差别地戴口罩划算得多，而且可行性高太多，而且成本也要低太多。这就是为什么建议有症状的戴口罩，而不是全员戴口罩。 有人可能会说，按这样说，洗手也有成本啊，而且规范洗手大家也很难做到啊，那是不是洗手也没必要呢？ 当然不是，戴口罩主要是感染者身上发挥阻断传播的作用，洗手则是在所有的个体上都能发挥阻断传播并保护自己的作用，规范洗手可以减少30%的消化道传染病风险，可以减少16%的呼吸道传染病风险，新冠病也是呼吸道传染病。 而且，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一样，是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操作实现的，哪怕完成度没那么好，只要做了，就会起到作用的，自然是建议做的。 还有人说，既然戴口罩对预防自己被感染的作用有限，那为什么医护人员要戴呢？ 一个物品的用处，肯定是和它的使用环境和使用人有关的。就像防弹衣，如果士兵训练过怎么穿，穿它上战场，在枪林弹雨里，防弹衣就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相反，一个平民没穿过防弹衣，担心遇到劫匪就穿上防弹衣上街，起到作用自然有限，而且可能把自己累得够呛。而且如果每个平民都抢防弹衣穿，士兵反而穿不上了。 同一个措施，如果用在不同的人和群体身上，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决定个体措施的效果，主要依靠执行的准确性，决定群体措施的效果，则主要依靠概率和可行性，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自己的个体逻辑，直接推导到他人，或者群体上去。 相关阅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定会人传人，买不到口罩需要担心吗？
疫情以来，最重要的那个防控措施一直没被重视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重复用口罩吗？
因为不能上学，孩子宅在家看手机或iPad，或者上网课，让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眼睛，其中之一就是蓝光的影响，那蓝光眼镜有必要吗？正好之前有眼科医生写过文章，再分享给大家。 我们可能也听过一些说法：电子屏幕会产生蓝光，接触过多的蓝光可能会导致干眼病，视疲劳，睡眠周期紊乱以及眼底黄斑变性等一系列的眼部问题，听起来很吓人。 听说现在有一种防蓝光眼镜，可以避免这些危害，这是真的吗？防蓝光眼睛有必要买吗？ 可见光是由多种颜色的光组成的，我们所熟悉的彩虹，就是把把阳光按照波长的顺序依次折射成七种单色光，不同颜色的可见光波长不同，折射率也不同。 蓝光就是可见光中的一种，蓝光的特点是波长很短，能量高，穿透力强。目前研究表明，在白天，蓝光对人体是有益的，它可以让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反应更加敏锐。而到了晚上，这种效应就变成了危害，夜间过多的蓝光会打乱人的正常睡眠周期，让人难以入眠。 蓝光最主要的来源是太阳光，LED光源也会发出蓝光，电脑和手机屏幕也不例外，那么，我们应该担心电脑和手机等电子屏幕的蓝光吗？答案是：不必要。 首先，电脑和手机屏幕虽然会发出的蓝光，但非常微弱。根据当前的研究，没有证据显示来自电脑和手机的蓝光会对眼睛造成损害，所以不用担心眼底黄斑变性等问题。其次，根据目前研究，用防蓝光眼镜对改善视力、缓解视疲劳、提高睡眠质量、保护眼底黄斑的效果缺乏高质量证据支持。[1]美国眼科学会不建议在使用电脑或手机时佩戴任何声称有特殊用途的眼镜。[2] 那么，为什么在看电脑或手机屏幕过久之后眼睛会不舒服呢？美国眼科学会发言人Dr. Rahul Khurana指出，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主要是由人们盯着电脑或手机屏幕的时间太长导致的视疲劳引起的，屏幕本身不会对人的眼睛造成影响。大多数人在看屏幕时眨眼的次数会不自觉的减少，导致视疲劳和眼睛干涩，这和屏幕里的蓝光没有关系。要减轻这些症状，建议在看电脑或者手机时，可以采用以下原则： 坐在电脑屏幕前约25英寸（手臂长度）。 调整屏幕，以稍向下凝视的角度最佳，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眼球暴露在空气中的面积，避免泪液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干涩。 使用“20-20-20”法则定期休息：每隔20分钟，眺望20英尺（约6米）远处的物体20秒。 当你的眼睛干燥时，可以尝试使用加湿器增加环境湿度，降低泪液蒸发的速度，并使用人工泪液。 如果屏幕比周围的光线明亮多了，那么你的眼睛必须更加努力才能看清楚, 所以建议看电脑或者手机的时候不要关灯。 所以，看电子屏幕久了出现的眼睛症状，和蓝光并没有关系，也没有必要因此而购买防蓝光眼镜，如果想尽量减少电子屏幕蓝光对睡眠的影响，可以把电脑屏幕或者手机调整到夜间模式，当然，良好的睡眠习惯，本就不该包含睡前看手机。 参考资料 [1]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044670 [2]https://www.aao.org/eye-health/tips-prevention/should-you-be-worried-about-blue-light 在眼睛问题里，近视因为发病率特别高，所以近视相关的问题特别多，怡禾上曾开设过一堂近视相关课程，由眼科医生丁娟主讲，有需求可以通过下面二维码购买收听。
「近日，知名论文打假人伊丽莎白·毕克（Elisabeth Bik） 发现国内又有400多篇“问题”论文，它们似乎来自同一个“工厂”生产，2017年，国内出现107篇论文撤稿事件，最后溯源发现大多数也是来自医院。2月20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纠正了中国学术界此前“唯SCI是论”的评价体系，但这份《意见》能否遏止中国论文发表的另一顽疾——造假现象，目前不得而知，这份文件也尚未涉及这一问题。」
(图源：pixabay.com)
撰文 | 建昌刺客
编辑 | 叶水送
SCI本身无罪，还是一个不错的指标，在科技的推动和评价中，还真离不开SCI。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人把好东西玩坏了、玩砸了，就像人离不开刀具，但有人却拿它去行窃甚至杀人。 国内SCI的问题是一些错误的政策与导向，扭曲了科学生态和人的心态，美丑不分、善恶不论、真假不管，结果是SCI数量泛滥、内容异化、虚假成性，误导决策，久而久之长成了“恶性SCI瘤”。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也许是破除“唯SCI”弊病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千呼万唤始出来，还是值得点赞。 《意见》中提出的治理措施比较多，也比较系统，有很好的指导性；如能真正得到落实，对遏制“唯SCI”、治疗“SCI瘤”会有成效。 “问题SCI”论文是否因《意见》出台而消失 然而细读《意见》后，仍有所欠缺，《意见》对于“SCI”问题的分析，似乎主要是由于一些评价体系不良，导致SCI数量大增、水平参差等问题。对论文质量及其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很少，论文打假只字未提。 也许有学者会说，评价体系调整了，不唯SCI至上了，造假就会被遏制了。其实未必，评价体系矫正了，科学生态变好，各种异化的SCI会减少，但论文造假不会因此消失，只要SCI还在，不论是普通论文，还是“代表作”，如果没有持续地打假以及出台具体的措施，都不能排除“造假”的存在，甚至“高水平”论文的存在，因为造假成本太低。 为什么要揪住论文“造假”不放？
在2019年全国“科技三会”上，国家领导人曾提出“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 如果说中国的论文太多、水平不高、缺乏代表性或标志性成果，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病痛，那么造假才是侵害中国学术环境更为严重的顽疾。 根据全球撤稿数据库统计，截止2018年，中国被撤稿的论文达6879篇，几乎“贡献”了全球的一半（45%）。撤稿的因素较多，弄虚作假是主因。由于国内缺乏系统的质量检查和数据核对，大量的弄虚作假论文可能还没有被揭露出来。 最近，国际知名论文打假人Elisabeth Bik博士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中国400多篇论文的研究结果，存在惊人的一致，似乎来自“同一工厂”，这些作者大都来自中国的医院，假如这些研究结果用于指导临床诊治，细思极恐。 虚假的内容、错误的结论会误导决策，误导临床，误国害人。值得一提的是，医院是假论文、论文买卖的重灾区。 学术造假也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降低科研成果的可信度。造假行为还带坏了一批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危害深远。 发文容易，落实难 如果说评价体系是技术问题，那造假就是性质问题。“恶性SCI瘤”的“七寸”是造假，打中“七寸”才是根治之本。中国论文的虚假已全球闻名。 为什么造假总是屡禁不止，问题还是那么严重？相关部门不作为、不采取具体行动是主要因素之一。 即使被有力证据质疑的论文造假，有关部门也往往是表面承诺调查，实际上只在应付舆论，最后不了了之。不打假，学术生态就是“空中楼阁”，创新动力就会后继乏力，真正的成果难以产生。 最近，两部委治理“唯SCI”的“调理方子”开出来了，只针对评价体系，只能以“调理”为主，难以根治“恶性肿瘤”。至少可以说，现在可以控制症状，减轻病情。走起来总比不动好。 至于此次“药”是否对路，药量够不够，药效如何，仍有待观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文容易，落实难，如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科学数据管理办法》，至今也未见什么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什么实质性行动。 最后，呼吁相关部门，趁热打铁，“宜将剩勇追穷寇”，制订法规，采取主动、积极的措施，严厉处罚虚假论文，坚决打击论文买卖。 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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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错过了将这次的疫情扑灭于萌芽之中的良机？在疫情出现的早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失声的原因何在？
在近期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深入分析了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是如何在如火如荼的医疗改革中成为了被冷落的角色，错失了重大发展的良机，以至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置，从疫情的发现报告、流行病学调查、防控措施的提出与实施，均未让疾控机构发挥主导作用。不仅如此，专家们还提出了下一步的建议：完善至今缺席的公共卫生母法，明确疾控体系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非常感谢这些真正的业内专家们诚恳地贡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赛先生特将论文全文刊载如下。」
撰文 | 李立明；汪华；梁晓峰；
毕振强；任军；王岚
2月1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时刻，习总书记来到北京市朝阳区CDC进行调研指导，并指出“这场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是一次大考。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也暴露出许多不足。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专家组认真学习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集中讨论什么是疾控体系现代化，应该如何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思考和建议如下： 一、我国疾控体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1.我国疾控体系发展 1953年，参照前苏联模式，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建立卫生防疫站，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兼有卫生执法监督和技术管理双重职能。到1965年底，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绝大部分及所属地（市）、县（区）、铁路及较大的厂矿企业共建成各级卫生防疫站2499个，人员4.91万，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1万，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初步建立。“文革”期间，新建的卫生防疫体系遭受严重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生防疫站步入恢复时期，到1986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达3516个，人员15.53万，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2.11万[1-2]。尽管如此，我国卫生防疫工作的成效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世界银行《投资于健康》专题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用全世界1% 的卫生投入，解决了全世界22%的人口的健康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2000年前后开始进行疾控体制和卫生监督改革，在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组建各级CDC和卫生监督所，CDC成为纯技术型事业单位，不再承担监督执法行政职能。2002年1月23日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更名重组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的启航。到2002年底，全国建立各级CDC（防疫站）3463个，人员20.44万，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5.68万，实现了由卫生防疫向疾病预防控制的转变[1-2]。 2009年，中国启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回望十年医改进程，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公共卫生改革的重点，而作为新医改“四梁八柱”之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甚至在医改过程中被边缘化。在疾控系统中推行绩效工资改革，最终演变成新一轮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疾控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专业人才流失和非专业人员的涌入。2017年4月起取消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疾控机构“预防性体检收费”等3项收费，但大部分地区财政保障不到位，机构运转举步维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已运行了近70年，虽然发展道路艰难曲折，历经动荡和考验，但在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国家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科学证据研究表明，1950－2010年，疾病预防控制在人群期望寿命提高中的贡献率高达78%。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进一步暴露出我国疾控体系存在着功能定位不清、行政能力缺失、人员队伍不足、职业素质不高等短板。 2.美、欧、日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值得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对我国建设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美国疾控体系由美国CDC，和州、地方公共卫生机构组成，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在充分调动和管理现有医疗卫生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开展疾病防控工作。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决定了地方机构是否能够发现，并迅速阻断可能发生的健康威胁。而核心管理机构是联邦政府的美国CDC，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决策参考和技术指导，还在于提升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的技术和能力。 美国CDC成立于1946年，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公共卫生组织之一，是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核心部门和协调中心。美国CDC在政治支持的背景下保持技术独立，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行动的权力。作为美国CDC主任，其职责是定期向总统就重大健康问题做简要汇报。这种直接接触政府最高层的做法，赋予了美国CDC权威性，并确保公共卫生在国家事务中得到优先考虑。美国CDC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雇员为技术官员，兼有行政管理和业务技术指导的双重职能，实行准军事化管理[3]。 美国CDC年度预算超过 120 亿美元，经费预算经国会批准后，完全由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有数据显示，美国CDC每年向州、市卫生机构拨款数十亿美元（占其总预算的 60%）。除CDC本身预算外,纳入CDC工作计划的还有国际组织的工作项目和经费，该项经费一般超过本级经费预算的一倍多。雇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工资完全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平均收入在美国中产阶级水平及以上。美国CDC拥有大约 1.4 万名正式全职员工和 1 万名合同制聘用员工，包括大批科学精英，在几乎所有的卫生领域，都有一些世界顶尖的专家在美国CDC工作。除此之外，美国的州、市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还有20多万雇员。更重要的是，美国CDC能够向顶级健康专家，支付高于政府标准工资的有竞争力的薪酬。有资料显示，美国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第一年的薪酬约为5万美元，从业10年以上的专业人员年收入约为21万美元。在美国，年收入在8万～10万美元的阶层就属于中产阶级。美国CDC行政权力、技术指导职能、高收入保证了机构的权威性、员工的荣誉感和队伍的稳定性。 美国CDC与其他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除拨付经费外，也会派遣 1 000名左右工作人员在州、市和地方卫生机构任职 2 年或更长时间，保证了疾控体系网络的整体效能和有效运转。 欧盟于2004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成立欧盟CDC（ECDC），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卫生资源共享与合作，并统一规划欧盟的疾控工作。ECDC各成员国均有专门的协调机构，实现欧洲各国公共卫生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共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疫情。ECDC共有雇员300人左右，人员经费由欧盟直接提供，主要包括员工工资及各类保险、差旅、交流等费用。2014年ECDC年度人员经费支出约为3 100万欧元，占ECDC年度经费的一半以上，员工年平均收入约10万欧元，达到欧盟中产阶级水平。 日本有较为完善的国民健康保障体制，分布于全国各都道府县的地方保健所和市町村的保健中心在疾病防控中起主导作用，各级保健所所长必须有医学教育背景，都道府县级保健所人员按1.69人/万人配备；市级保健所按2.8人/万人配备，所需经费由财政划拨。建立了包括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机制和人、财、物的储备及组织落实[4]。 总之，国外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管是美国CDC、ECDC还是日本的防保体系，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值得借鉴：一是着眼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立足国内、放眼全球；二是定位明确，疾控机构为技术官僚机构，人员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主要负责人须有医学相关专业背景；三是权责分明，集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于一身，能调动各种资源，技术措施落实快捷高效；四是在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是核心部门，并发挥决策作用，保证了其指导医疗卫生及其他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五是充足经费的保障机制和分配权力，既能保证应对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引领地位，又能保证上下级的政令畅通；六是建立信息、资源协调共享机制，拥有信息收集、协调与发布权；七是工作人员待遇好，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员工归属感强，队伍稳定；八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需要上下联动，横向协同，才能发挥好整体效能。 3.存在问题： （1）预防为主工作方针未形成社会共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形同口号： 2003年，“非典”初期的教训，正是因为当时疾控体系的脆弱无力。对疫情严重性的认识不足、对病原体的一锤定音能力不足、协调机制的缺乏、信息披露的严重滞后，使疫情应对的第一轮遭遇战中坐失良机，陷入被动。“非典”之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疾控体系建设，不断加大投入，调整重大疾病防控策略，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体系，取得明显成效。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核心就是解决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公益性、可及性与公平性问题。公益性决定了必须由各级党委政府负责。而对于公众，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和公众医疗卫生需求的无限性，永远是卫生健康最根本的矛盾。这就涉及到资源在投入和分配时，不可能全面照顾，必然会有侧重、分阶段地投入。 在全面推进新医改的“四梁八柱”建设中，各项改革得到较好的发展，唯独忽略了公共卫生这根梁的重点建设，不进则退，使得医改整体推进中，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特别是疾控体系建设滞后，甚至边上观望，再一次成为被冷落的角色，错过了再次大发展的最佳时机。 仅从2014－2019年这五年间的中央财政投入经费便可看出。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反之，2014年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为36.19亿，到2019年，这一预算增加到50.23亿，同比增长38.8%。 长期以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是结合我国国情确定的最有效、最经济的工作方针，但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的相当一部分，对预防为主方针理解不够、重视不足，“重医轻防”问题普遍存在，预防为主方针没有真正落实。各部门对“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解执行差异较大，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很少，对辖区内公共卫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保障制度等工作重视不够。严重影响了预防为主方针的落实。 （2）公共卫生立法不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 公共卫生的法律法规数量众多，但至今没有公共卫生法母法。 我国公共卫生立法前瞻性不够，很多法律都是被动立法。若干次有关公共卫生立法都是由发生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后倒逼出来的。如1988年上海甲型肝炎流行后的1989年产生了《传染病防治法》；90年代初期有偿采供血导致的艾滋病感染，催生了《献血法》；2003年“非典”后不久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8年毒奶粉事件后，2009年《食品卫生法》变成了《食品安全法》；2018年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后，2019年《疫苗管理法》颁布等。 公共卫生法律的执法主体变动频繁，给公共卫生法律执行带来很大困扰。公共卫生法律执法主体主要是卫生行政部门，而我国国务院的机构变动频繁，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分合合。这期间包括了人口与生育、食品药品管理和职业健康管理等职责的重大变化。从1982年《食品卫生法（试行）》到2015年《食品安全法》的修订，2001年《职业病防治法》到2018年四次修订，机构反复变动，执法主体不断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律执行的连续性。卫生部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以后，很多地方都发生机构、人员的适应和磨合问题，新的人员对原来的法律都需要时间学习。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很多行政领导被问责，反映了他们对公共卫生法律的生疏，不了解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依法依规开展工作。而作为传染病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主力军的疾控人员，因没有行政执法权而造成调查受阻的现象屡见不鲜。 全国疾控体系建设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队伍，在这次事件的应急处置初期没有展示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当传染病事件上升到国家安全事件时，《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事件处理的总纲，依法依规防治变得更加困难，这时前期准备的各种预案、演练条件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量的临时性行政措施必须随着事件发展情况而改变，此时的防控措施效率是第一位，不确定因素太多、太复杂，按照计划设定的预案和演练适应不了事态的快速发展。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提醒我们，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应该如何建设，应该由谁指挥，工作机制需要从立法层面进行保障。 （3）疾控体系运行机制不适应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习总书记于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供系统、连续、防治深度融合的健康服务。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但是目前，公共卫生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主导作用未体现。一是疾控机构的工作方式、方法还处于传统的传染病防控模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期盼。二是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已成为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卫生健康部门仍按部门分工分设任务，治疗归治疗，预防归预防，疾控机构从上到下除了安排些项目，下一些专病文件外，没有完整地面上推进措施，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步伐不协调。三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进与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脱节，国家及其部分疾控机构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没有法定的职责，完全被边缘化，服务质量低、技术含量低、群众接受程度低。 （4）疾控机构性质、职能定位、能级管理不清： 2004年“非典”之后原卫生部下发了“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各级疾控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对推进全国疾控体系建设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这一文件要求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疾控体系的改革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发展。疾控体系建设现状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不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疾控机构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各类法律、法规明确其机构职能定位是技术指导支撑，没有行政管理和独立决策权力。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置，从疫情的发现报告、流行病学调查、防控措施的提出与实施，均未让疾控机构发挥主导作用。比如疫情的网络直报系统的作用仅为内部参考，对外公布和各级决策部门使用的数据均为卫健行政部门另设一套电话和表格报告系统，浪费大量的行政和防治资源。 各级疾控机构定位分工不清，省地县的机构能级和工作重点缺少清晰划分，国家疾控机构职责任务与地方各级机构职责脱节，工作任务能级分工“上下一般粗”，地方疾控机构除了逐级向国家级机构按法律法规填表报送数据外，无任何法律责任和行政管理责任归属，各省级疾控机构对下级机构仅有技术指导责任，也无任何法律责任和行政管理责任。 另外，各级疾控体系的机构职能重复重叠现象突出，资源重复配置，造成资源要素浪费，机构发展方向不明确，职能重点不突出。现行的体系建设主要围绕单病种开展，使学科综合发展不平衡，卫生防病综合能力不强。现行的传染病早发现方法、疾病监测预警技术、防病适宜技术、流行病调查分析能力、不明致病因子检测技术、健康大数据分析运用技术等，特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严重不适应新时代需要。 目前我国机构设置及行政规范都是以部门分隔设立，各地均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设置安排，从上到下以条线执行。医疗、疾控和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筹、融合、一体化管理”的格局，再加上我国医学教育模式的先天缺陷，社会普遍的重治轻防思想，疾控机构推进疾病防控工作单一，医疗机构未能很好履行在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法定职责，不能很好发挥在疾病监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中的作用，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功能割裂，防治均不力，严重影响了疾病预防控制的工作效率。 （5）基层卫生网底薄弱，难以胜任新时期疾控工作： 公共卫生工作中核心就是疾控工作，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根据不同能级进行有效的分类实施，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站），是实施疾控工作最基层的组织，被视为公众健康“守门人”。近年来，国家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效推动了基层卫生机构落实各项疾控工作任务。但是，当前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紧缺，全科医生制度在农村难以落实，公共卫生人员大部分从护理人员和老年医务人员及村卫生室人员调用。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低、技术能力差，距百姓需求甚远。县域医联体、医共体引起的医疗资源“虹吸”现象严重，不但将乡村病例吸走，人、财、物也上交，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法人管理构架形同虚设，工作责任心差。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全人群慢性病体检管理、健康档案建立与分析、健康教育、卫生监督、中医等，近期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要求又增加了职业健康保护、精神卫生、院前急救、老年保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大量工作最终落实到基层寥寥无几的公卫人员和村卫生人员身上，其他医务工作者只是参与，人员的数量、能力和积极性难以保证。而与经济分配密切相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绩效考核，主要是医疗服务的经济指标和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指标，促使机构负责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收入和公共卫生项目指标上，用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应付各种检查考核，保证报表、台账完成，再做几个样板点，终日忙于填表、整台账，疲于应付。疾控工作网底不牢，疾控工作地动山摇。 （6）疾控体系运行支撑保障不足： 近年来国家取消了几乎所有疾控机构收费自留技术服务项目，但没有保证财政合理的补偿，故较大幅度降低疾控系统及人员原本就偏低的收入。2009年疾控机构实施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形成新一轮的“大锅饭”，经过10年运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对疾控机构的队伍稳定、人才培养、能力提升都造成了负面影响。疾控机构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处于卫生健康行业人员待遇的边缘地区，严重影响疾控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在习总书记“两个允许”的要求下，公立医院人均绩效工资是普通事业单位的1.8～3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为1～1.35倍，有些地区达到2.5倍，只有疾控机构没有明确政策，处于卫生健康系统的“扶贫对象”的状态。 我国各级CDC普遍存在人员严重不足。有资料显示2006年平均每万人口疾控人员数：美国9.3人，俄罗斯13.8人，日本都道府县级为1.69人；市级达到2.8人，而中国不足1.4人。为了解决疾控系统人员不足的问题，2014年中央编办等印发《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原则上按照省（区、市）常住人口的1.75/万的比例核定，少数民族和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可适当增加，可实际情况是文件未得到执行。统计表明，2009－2017年，在全国医院卫生人员增加了76.3%，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0.8%，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增加了21.4%，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36.7%的情况下，疾控机构人员不增反降，卫生人员和卫生技术人员分别减少了3.0%和4.1%。 近几年，国家、省、市CDC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严重，这不仅包括技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退休，更有很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流失。以国家CDC为例，流出的160余人，绝大多数为中青年业务骨干，其中千人计划、杰出青年等优秀人才流失殆尽。根据某省调查显示，2016－2018年该省各级CDC调出、辞职成风，共计321人，且成逐年递增之势，（2016年84人、2017年96人、2018年142人），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占73.23%，省级CDC 1年内12名业务人员辞职，其中博士生7名，科室负责人2名。 此外，全国疾控系统还存在财政保障不足、人员学历偏低、非专业人员占比偏高、高级职称比例低等人员结构不合理，以及仪器设备配备不足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疾控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仅以省级CDC为例，中华预防医学会2016年调查的结果显示，省级CDC保障能力不足，31个省的基本支出财政保障率平均不足60%；专业结构不合理，尚有14个省级CDC专业人员比例达不到85%的编制要求，其中近三分之一达不到80%。从学历结构看，全国省级CDC以大学本科以上人员为主，平均占比为74.11%，高中以下学历还有一定的比例，个别地方占比近20%。职称结构不合理，有近一半省级CDC人事部门核定的高级岗位比例低于30%。仪器设备的配置仅有不足20%的省级CDC（6个）A类设备配置完全达标，尚有13%（4个）达标率低于80%。高层次人才不足和高精尖仪器设备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省级CDC的科研创新和技术指导能力。省级CDC尚且如此，市、县CDC这类问题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5-7]。 （7）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
疾控工作的基础来自于“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实现疾控工作从传统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手段信息化。但在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卫生信息化建设中，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进度明显滞后，做不到互联互通，从国家层面来看，还是依靠2003年SARS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该系统主要还停留于各类传染病信息报告，使用权限基本都在国家层面，省市县各级都不能真正利用这些数据，无法形成及时、有效的分析结论。而各级CDC所涉及的包括疾病监测、预防接种、卫生应急管理、慢性病防治、五大卫生等工作，均未能建立起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信息系统，目前各地建立国家全民健康基础信息系统与疾控机构设置的信息系统，在基础信息收集、录入、标准使用，管理部门等均分离推进，未能统筹开展，更未建成统一高效的公共卫生信息平台，大家各自为战，造成信息“烟囱”和“孤岛”，导致很多工作无法有效对接，大量数据无法有效利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抗击中，基层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表格抗疫”，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令基层不堪重负，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表格抗疫”间接反映了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短板，信息化建设不充分、大数据运用意识不强、“互联网+”理念缺乏，平时口号喊得响，实际运用是盲区，造成一个疫情指标一张报表、哪个部门需要哪个部门做张表，数据多头来源、互相打架等现象。 二、建议
前进是一种策略，后退更是。迅捷箭蚁的“开倒车”操作让人既惊叹又困惑——当寻找到的食物体积过大、过重时，它们往往会选择一口咬住食物一端，然后拖着倒行返回巢穴。奇妙的是，它们还真能“开倒车”顺利回家。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迅捷箭蚁（图源：letemps.ch）
撰文 | 金斯基
编辑 | 小赛
7月的西班牙南部塞维利亚热情如火，游客络绎不绝，享受西班牙南部城市的风情。然而在这座艺术小城的郊外沙漠中，有一群科学家正趴在地上，头顶45度高温，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一种微观世界的生物——西班牙沙漠蚂蚁迅捷箭蚁（学名Cataglyphis velox）。 这种蚂蚁全身呈红棕色，肢体纤长，性情温和、不善争斗却动作迅速。每天中午，它们一个个单独离开巢穴，在沙漠中寻找烤焦的动物尸体，拖回巢中。这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你小时候一定也看过蚂蚁搬家，那为何科学家非要冒着炎炎烈日，跑到沙漠里去看蚂蚁呢？ 原来，迅捷箭蚁有一项“独门绝学”：当寻找到的食物体积过大、过重时，它们往往会选择一口咬住食物一端，然后拖着倒行返回巢穴。奇妙的是，它们还真能“开倒车”顺利回家。 （视频来源：Sébastian SCHWARZ）
倒着也能走回家，这些蚂蚁是怎么做到的呢？ 蚂蚁导航策略
早在上世纪，蚂蚁们日常觅食返巢的举动就引起了科学家们对动物导航行为的极大研究兴趣。全球各地都有科学家对蚂蚁展开过各项研究，总结出了这一陆地爬行昆虫前进时的系列导航策略，比如路径整合（PI），也就是数步子记路法；视觉场景导航；“天空指南针”，如太阳光线角度等。
不过这些都是前进时的策略，迅捷箭蚁的“开倒车”操作还是让人既惊叹又困惑。 来自法国图卢兹第三大学的动物行为学家塞巴斯蒂安·施瓦尔兹（Sébastian Schwarz）在博士期间就开始研究蚂蚁导航策略。他和他的合作者，爱丁堡大学的信息学家埃弗利皮德斯·卡尼亚斯（Evripides Gkanias）共同组建了一支四人小团队，从2017年起每年夏天雷打不动奔赴塞维利亚沙漠，研究沙漠箭蚁的神奇行为。 施瓦尔兹告诉“赛先生”：“沙漠箭蚁非常擅长在沙漠中寻找昆虫残骸，有时候它们会离开巢穴走到五六十米开外的地方，找到食物，拖行回巢，却从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很想知道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早在2017年，施瓦尔兹就在《现代生物》（Current Biology）期刊上发表过题为《蚂蚁倒行回巢时视觉能力的使用机制》（How Ants Use Vision When Homing Backward）的文章，其中强调了小蚂蚁倒行时主要依赖的并非视觉记忆，而是天体罗盘和路径整合策略。除此之外，如果食物太过沉重，它们就会时不时停下来，放下口中食物，转过身，看一眼周围地面环境，然后再转回身，调整好方向，拖着食物继续“倒车”到家门口。 施瓦尔兹当时就猜测：就算是倒退行走，蚂蚁或许也能在视觉上辨认出什么来。于是，他们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展开实验，进一步探究蚂蚁倒车回家之谜。首先，研究人员在巢穴和食物之间用白色的塑料板划出一条笔直大道，然后训练一些蚂蚁往返在巢穴和取食器之间，让它们熟悉道路。训练之后，研究人员换上大块饼干，使得蚂蚁只能靠拖行，倒退着回巢。 参加测试的除了训练过的蚂蚁，研究人员还会抓一些不熟悉路径的蚂蚁加入作为对照。此外，在蚂蚁将饼干拖回巢穴时，研究人员通过在路径边添加黑色塑料袋和防水布来模仿奇怪的山脉，从而改变路径上的风景。 最终的研究结果显示，当面对新地标时，蚂蚁在8米长的实验道路上走了3.2米就“偷看”了，而在熟悉的道路上，蚂蚁可以走近6米而不回头。让施瓦兹尔有了新发现，他提出了“逆向视野”（repulsive view）理论：蚂蚁记住了从巢穴到食物点的路径，作为视觉信息记忆在大脑中，而需要逆行时，它们将记忆中的场景作为逆向视野，形成返回路径，从而做到退行大段距离而不用时不时回头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也会同时借助太阳光角度和路径整合策略。 该研究已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bioRxiv上。 继续向着“倒行”前进
这项新研究中，沙漠蚂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倒行导航。施瓦尔兹说，自然界中真正倒着走、倒着飞或者倒着游的动物很少很少，蜂鸟会倒飞，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向前飞。倒是跟我们人类共享大城市下水道的大老鼠，它们偷披萨时，会嘴里叼着披萨倒退着走，但是始终需要时不时转动脑袋，东张西望，看清往哪儿退。
施瓦尔兹表示，他会继续研究小蚂蚁的倒行机制，蚂蚁长有两只复杂的复眼，它们的视角是360度，相当于全景视角。他很想知道如果遮住其中一只眼睛，蚂蚁是否还能够成功倒行导航。 接下来，他还想在实验室中给小箭蚁设计一座“虚拟现实剧院”，头顶是可操控变换的LED小灯泡，脚下是人工“跑步机”。当蚂蚁在“跑步机”上前行时，周围的有LED灯控制的虚拟环境也会变动，这样可以看到身处虚拟环境中的蚂蚁，当外界环境线索减少，甚至没有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出怎样的反应。这样的条件恰好是野外调查无法实现的。 寻找回家的路
（图源：geographyrealm.com）
除了蚂蚁外，自然界中没有科技工具加身的动物们也拥有各式各样的天然导航能力。迁徙的候鸟除了视觉之外，会利用多种线索，诸如地磁线索、天体罗盘、嗅觉线索和地标等，顺利找到回家的路。而鱼类回游，比如鲑鱼，则主要基于化学或嗅觉线索的策略。还有人提出，很多动物可以使用超长波的“次声”来找到回家的路。
神奇的大自然将各种无比精妙复杂的“系统”安置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动物身上，相比之下，人类在认路这件事上并不占优势。不过，科学家们从动物身上得到启示，创造出了不少新技术，来帮助人类甚至是机器人找到“回家”的路。 研究人员根据迅捷箭蚁提出的倒行机制模型，也有应用到机器人研究和GPS导航中的潜力。施瓦尔兹提到，如果机器人在导航的时候走错方向，它们或许可以使用逆向视野，不必四下环顾，就能找回正确的方向。而对于驾车的同学来说，也许以后倒车入库就不是噩梦了！ 参考资料
[1] Schwarz, S., Mangan, M., Zeil, J., Webb, B., & Wystrach, A. (2017). How ants use vision when homing backward. Current Biology, 27(3), 401-407. DOI: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