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00:00
湖北除最后的城市襄阳外全都封城 ！下图标注有误 而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真的很慌，不过，微博上河南的硬核防疫措施上了热搜
看看河南的防疫宣传多到位 一对从武汉回河南结婚的新人，被家人直接隔离了……最后，除了新郎新娘，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婚礼（………）无情，但是有用 坐标河南十八线小县城 消毒 乡政府守在从武汉回来的人家门口，真的很👍开门老乡送温暖 “带病回乡，不肖子孙” 河南的应对处理方案堪称教科书 河南的标语也太很硬核
河南人真的很爱顺口溜，顺口溜直击心灵，个个都是rapper专家 车载喇叭不停的溜达宣传，保证在每一个人脑中“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宣传很到位，做的更到位 湖北的车牌，在河南基本上不敢露面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哈哈这卑微又强烈的求生欲 现在，湖北的车也进不了河南，无论大路小路
能做到这么管制车辆，已经很优秀了 不过，作为此次防疫最优秀的省份 最近，微博传出，河南已经开始挖路了
做到了纯物理隔绝 太硬核了！ 迷糊道长_：我证明真的在封路我爸朋友发给他的图片 河南人：“俺觉得您进不了河南” 前车之鉴，河南人被整怕了
看到河南如此给力的防疫措施，网友们纷纷羡慕起河南的领导，表示，能不能借两天？
看到微博如此风评，河南人民喜极而泣 现在被夸的河南 就像一个憨厚的农家小子 曾经一直被欺负嘲笑 抹掉眼泪 脸朝黄土默默做事 突然有一天被点名夸奖 也不太会说话 只会憨憨的笑 内心欢喜却小心翼翼 然后告诉自己 “还要更努力呀”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到会成为新型肺炎疫情中最先倒下的一批医务人员。前几天我还在周悘说的推送中，教大家怎样做好自我防护，却没想到分分钟被打脸。
自1月21日以来的4天时间里，我经历了突发高热、寒战、极度乏力、眩晕、腹泻和咳嗽，经历了不安、自责和镇静，开始自行居家隔离治疗至今，体温基本正常，症状基本消失。
我相信像我这样症状的、高度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应该还有很多，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很可能会出现恐慌而不能够正确处置，导致一窝蜂地涌到医院，增加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防疫机构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将自己暴露在致病环境之中，进一步增加感染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我自己的居家隔离自救方案是可行的。我把我这几天的诊治经过和心路历程整理后写了下来，希望能给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些许帮助。
隐患
临近春节，病房里的病人越来越少了。除非是迫不得已，没有几个病人愿意留在医院的病房里面过春节。
1月17日中午我接到通知，从同济中法新城院区回汉口主院区开会。半路上病房打电话说收治了一个心动过速无休止发作的病人，心率达240次/分，已经出现了心源性休克的症状。
我立刻安排下口头医嘱并叮嘱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开完会我又从主院区开车回到中法院区。这个时候经过处置病人的心动过速已经终止，食道心电图明确诊断是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虽然暂时心跳正常了，但是随时还会发作，极快的心跳会让他出现低血压和晕厥的症状，十分危险，因此必须要尽早给他做射频消融根治。
我在床边给他体检，鉴于最近的肺炎疫情，我习惯性地问了他有无发热和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他当时全部予以否认。
病人入院时确实体温正常、没有咳嗽等症状，所以我们除了日常口罩帽子防护之外，没有提高防护级别。
正是这一疏忽，不仅让自己，也让我的同事们很有可能和新冠状病毒有了亲密接触。
因为虽然他没有接受核酸检测，但是已经排除其他已知的6种病毒，属于高度疑似新型肺炎患者。
手术安排在1月19日上午，第1台手术，手术很顺利，一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他很高兴，术后他在病房观察了两天。
1月21日上午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们的护士，他入院之前曾经发过烧，而且在12月初还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更要命的是，他是厨师，经常会处理从华南海鲜市场流出来的活禽和野生动物。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个时候武汉的肺炎疫情已经很紧张了，他良心发现的“坦诚”让我们顿时高度警惕起来。
再次追问他的病史，他这才承认，12月3最后一次去华南海鲜市场，但是后续仍在接触市场中流出的活物，12月上旬开始发热，治疗后于12月30号好转出院，但仍有间断咳嗽症状。于1月17日因为心慌和头晕到我们科室住院。
我立刻取消了他的出院医嘱，安排他再次做肺部CT检查。幸好没有发现明确的病毒性肺炎的证据。而他自己也强行要求出院，在将相关情况上报领导以及通报兄弟科室以后，我们让他离开了医院。叮嘱他千万要隔离，防止出现家人感染。
我也回过头来仔细梳理了一下自己和他的接触史。有两个地方我有很大的暴露风险：
一个是18号术前谈话的时候，我虽然戴着口罩，但是和他没有保持1米的安全距离，有过长时间的近距离谈话；
第二是在手术成功之后，我曾摘下口罩和他握手致意过，而且交谈过几句话。
很可能就是这两次亲密接触，埋下了疑似感染的祸根。
因为我的疏忽，让我的同事们都暴露在了被感染的风险之中，我感到深深自责。事后我立即通知科室同事自行监测体温，加强防护。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之外，没有出现第二例疑似感染者。
1月21日，起病第一天
1月20号是我的24小时内科二线班，晚上睡在办公室沙发上，整晚都没休息好。上午处理完病人，午饭后就开始感觉有点眩晕，乏力。到四五点钟的时候，乏力感越来越重，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这个时候我竟然还没有怀疑到自己开始发热了，想着应该是下夜班疲劳的原因，回家洗个热水澡，睡一觉可能就好了。
有句话说的真在理，医者难自医。就是说我们做医生的，对病人的症状和体征方面的蛛丝马迹往往很敏感，但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病症特别麻痹大意。
事实也是如此，开车走在二环线上，这种眩晕感越来越强，好几次差点把车撞上了护栏，好不容易才把车开回了家。
这个时候我还没确定自己是否被感染了，但是已经有了不详的预兆，怀疑自己可能过了潜伏期，开始出现症状了。我又加了一层口罩进了家门，直接去卧室洗了个热水澡。叮嘱父母，不要碰我换下来的衣物。
这一点很重要！从医院环境回家之后，外层的衣物上都可能沾有致病病毒，是导致病毒传播的重要渠道。
我洗完以后，换上干净家居服，戴着口罩爬上了床。家里没有体温计，我让妈妈下楼去药店给我买一支体温计。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出现了恶心、腹泻，强烈的眩晕感一阵接一阵涌上来，接着出现寒战。胸口和腹部捂着两个热水袋还止不住地颤抖。一会儿量体温，显示已经烧到了38.9℃。
冠状病毒感染了？！
发热、乏力、腹泻加上与高度疑似患者有密切接触史，没有流涕、鼻塞等卡他（卡他：临床术语，指流涕、鼻塞、打喷嚏等症状）症状，临床可高度疑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要说不怕，那是吹牛的。不过在经过最初的恐惧之后，我很快冷静下来，立刻开始自救。
首先，要有诊断客观依据。我立刻赶到医院急诊内科做了血常规、高敏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ET)等检查。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我全副武装戴了双层口罩，裹得严严实实，一个人从家步行到同济医院急诊科。平时10分钟的路程，走了近半小时。
血象显示白细胞总数基本正常，中性粒细胞偏高，而淋巴细胞显著降低。
我看完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血象特征。
为了确认，我立刻打电话询问了我院呼吸科的教授，综合了我的病史、症状和密切接触史，她说从临床上来讲，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但是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的症状，不用紧张，先居家隔离治疗，多喝水，多休息，加强营养，同时服用抗病毒药，观察两天，没有加重的话，继续治疗1周。如果出现了明显的气促或呼吸困难，再来住院治疗。
听了专业的指导意见之后，我心里更踏实了，收拾好东西回家睡觉。一路上打了几通电话，分别向主任、护士长和医疗组同事说明情况，交代好病房工作。
到家后我杜绝和父母的一切近距离接触。睡觉也戴着口罩，关上房门，监测体温。
先遵医嘱口服盐酸阿比多尔两片，莫西沙星一片。复测体温，还是38.9℃。用双氯芬酸钠栓12.5mg纳肛降温，为了防止大汗导致容量不足和电解质紊乱，1小时内饮用温盐水（温白开水加食用盐）约1500毫升（约3瓶矿泉水）。
需要指出的是，盐酸阿比多尔和莫西沙星都是处方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不到半小时，汗透了两身贴身衣物，体温也降到了37.8℃。整个人感觉轻松了很多。但是眩晕感仍然没有减轻。
这个晚上就在这样的昏昏沉沉中，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中途还起来拉了两次肚子，夜间再次饮用温盐水1000毫升，整个人感觉轻飘飘的。
1月22日，起病第二天
早上醒过来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就是量体温，38.6℃。起床的时候感觉有点轻微的气急，本来稍放松的心情又紧绷了，起来打电话给呼吸科老师，她建议我还是去查一个肺部CT更放心一些。
于是拖着沉重的步伐，我又从家里出发去医院做胸部CT。幸运的是肺部还没有出现病毒性肺炎的特征性影像学表现，说明就算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目前还属于轻型，没有实质性地累及肺组织。
即便如此，考虑到父母年纪偏大了，具有高度被感染风险，单纯的房间隔离很难杜绝被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从现在的租住屋搬到了自己的房子，一个人隔离起来。
隔离前储备了充足的牛奶、水果、肉类和蔬菜。把家里的暖气打到最大，开始卧床休息，没有必要绝不下床，每两小时监测一次体温，整天体温波动在37.8-38.6℃。
因为没有明显的畏寒感觉，体温也不是很高，所以也就没有采用降温措施（适度的低烧对于抵抗病毒还有一些好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体温降至正常范围）。
继续口服盐酸阿比多尔片（一天三次，每次两片）和莫西沙星片（一天一次，每次一片）。继续狂饮温盐水，今天饮用温盐水量大约2000毫升。
经过一天的治疗，体温没有上升，眩晕感也有所减轻，精神状态也有一点好转，也有点食欲了。这样我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隔离治疗应该是有效的。当天晚上睡眠好了许多，没有中途频繁醒来。仅仅腹泻了一次，再次坚信自己会迅速康复。
1月23日，起病第三天
这天早上醒来以后，感觉整个人轻盈了许多，脑袋也不像昨天那样眩晕和昏昏沉沉的了。赶快自测体温，37.6℃，比昨天早晨又降低了1℃。真是好现象！
这开启了我一天的好心情，决定继续昨天的用药方案，继续大量饮用温盐水。今天外卖还没有歇业，点了土鸡汤和排骨汤，家里还有面条，各色蔬菜，自己起床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连平时都不敢吃的巧克力（怕胖），今天都吃了好几块。
午饭后口服了今日份的盐酸阿比多尔和莫西沙星，谁料半小时出现明显的恶心。
我分析了一下，应该属于莫西沙星的胃肠道反应，于是趴在床上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以后明显缓解了。
再次复测体温37℃。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后面体温就再没有升起来过了。
但晚上有点轻度失眠，脑子里面不断回放这段时间的种种经历。看着手机里面铺天盖地的疫情通报，感觉命运真是很捉弄人。当年非典的时候，我刚刚结束临床实习，对非典的恐怖记忆仅仅局限于被隔离在学校里面的无聊和郁闷，而且那时候武汉并不是非典的重灾区，所以对非典的恐惧并不是特别深刻。
没想到17年后，我成为疫情暴风眼的医院里的医生。在我刚刚和同事站在防疫战斗前线的时候，却先行中弹被隔离在了大后方。
我真的很心疼这些同事们，他们中有的比我还严重，已经收治入院，其中还有我的老师。想起他们躺在医院经受煎熬，心里很不好受。另外还有同事像我一样在家隔离治疗，看着前方同事们疲惫的身影，而我只能干瞪眼却使不上力。
1月24日除夕，起病第四天
今天早上睡到了9:30才醒来，立刻自测体温36.8℃。
神清气爽，自觉没有任何异常，放松了警惕，披着单衣起床，给自己做早餐。厨房没有开暖气，窗户也没关严实，一阵冷风吹过来，顿时寒毛直竖，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穿厚衣服。
赶紧回卧室加衣，这个时候就感觉身上有不适感了，果然不到一会儿开始咳嗽，紧跟着腹部绞痛。马上开始出现了腹泻症状。赶紧继续吃药，同样是盐酸阿比多尔两颗。
咳嗽有些剧烈，又加服了阿斯美胶囊两颗。吃完早餐赶紧乖乖的躺下休息。咳嗽却不见明显好转，心里有些懊恼。
妈妈打了几次电话过来，让我跟他们一起吃年夜饭。我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自从2010年工作到现在，其中有几年是因为在国外，在国内的时候又因为值班等各种原因，就没有在家吃过一次年夜饭。想着今年把二老接过来，可以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吃一个团年饭，却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部署。
更让我后悔的是，本来爸妈在鄂州还是相对安全的，而我却将他二老接到了武汉，而且还是汉口疫情重灾区，陷他们于危险之中，两位老人满心欢喜地过来和儿子团年，却不料却为此身陷险地，唉，不孝至此，愧为人子。
思前想后，我还是不能太伤了两位老人的心。于是我带着双层口罩，坐在餐桌旁，保持了一米的安全距离，“看”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截至1月25日14时，陕西新增10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新增密切接触者54例；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例，密切接触者179例，均集中医学观察。
患者1，女，24岁，咸阳市人，在武汉工作。1月19日出现症状，21日返回西安。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武功县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2，男，28岁，安康市人，长年在武汉工作。1月20日从武汉市返回白河县，21日出现症状，23日到白河县中医院急诊科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安康市中心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3，男，41岁，安康市人。1月6日到武汉同济医院接人，7日返回白河县。14日出现症状，23日到白河县人民医院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安康市中心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4，男，46岁，武汉市人。1月20日驾车到铜川市王益区探亲，23日出现症状，自行服药无效后到铜川市人民医院北院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铜川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5，女，45岁，武汉市人，与患者4为夫妻关系。1月20日驾车到铜川市王益区探亲，23日出现症状，自行服药无效后到铜川市人民医院北院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铜川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6，女，9岁，武汉市人，系患者4、患者5的女儿。1月20日驾车到铜川市王益区探亲，21日出现症状，自行服药无效后到铜川市人民医院北院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铜川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7，男，40岁，西安市人，长期在武汉工作。1月23日从武汉返回西安后发病，当天在陕西省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西安市八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8，男，28岁，西安市人。1月9日至22日在武汉出差。1月20日出现症状， 23日到西安交大一附院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西安交大一附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9，男，27岁，咸阳市人，在武汉工作。1月18日返回咸阳市乾县，21日出现症状，当天在乾县人民医院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在乾县人民医院乾陵分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10，男，15岁， 商洛市人。21日在湖北省黄石市出现症状，随后途经武汉回洛南探亲，23日下午到洛南县人民医院就诊。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已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来源：健康陕西
不仅仅是学术
微信公众号：学术那些事儿
作者：陶力行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
2015年1月，我刚完成在美国的学业回到中国。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想好今后要干什么，只是打算先到处观摩观摩，看看有什么可以施展自己的机会。朋友体贴，也时刻帮我张望，于是就邀请我参加大大小小各种饭局。 我本身是一个对饭局没什么好感的人，觉得都是浪费时间。一大批本来就没任何交集的人通过互相敬酒、互相喊着“周总”“黄总”的方式套近乎，看起来好像认识许久，但其实不然。大多数人都只不过刚坐下没多久，仍处在连对方名字都叫不出的状态。 我理解这档子事的意义，即结交一批已有社会基础的人，通过他们获得一些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把他们当工具给自己创造平台。 我不反对这种自由结社的方式，但作为康德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新新康德主义者，我对这类东西自然感到厌恶，因为康德主张把人当目的而非手段。 当然，我太不自信，怕自己错过什么。即便带着“海归”的帽子也一样，这个社会并不特别需要我。刚回国时不确定感太强，需要落地。于是，我就接受了朋友的饭局邀请，指望收获点什么。经历了自行车、地铁、的士等多种交通工具的转换，我进入饭店包厢。 和我想象的没太大区别，一进门就看到桌子上堆满各种瓶罐，满屋子充斥着各种男男女女的酒气。碰到这番场景，我自然不会主动开口去说什么。当然，我也不会表现出满脸不耐烦。我愿意去观看眼前的觥筹交错，去倾听场内的窃窃耳语。 我朋友给在场的各位夸大美化了一段我在美国学习哲学的经历后，做贸易起家，已身家过亿的淘宝大铺老板钟总直接向我发问： “你学哲学有什么用?” 来者不善，口气并不友好。我听过千百次这样的问题，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所以我想掐住话题。 我直接说：“没什么用。” 但他追问：“那你在美国读很好的大学吗？” 我说：“一般，但老师都还可以，也都毕业于美国老牌名校。” 他接着问：“你们老师赚多少一年。” 我答：“公立大学，文科不多，官网上看，助理教授大概税前五万美元，副教授六七万，教授八九万。” 最后，他冒出一句： “你相不相信，我跟你老师走在马路上，问十个姑娘，至少有八个，嗯，至少有六个姑娘会选我。” 在场的其余人都哑然失色，怕我会做出惊人之举让场面难堪。我理解钟总言下之意，我想他在向我宣誓主权，但其实更多的是在害怕。他害怕我瞧不起他，称他为暴发户。其实我不会，因为对于“何为至善”这样的问题，我坚信多元价值理念。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自身价值观的引导下，去选择自己的路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些人可以从小一路读书读上去，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也有人可以早早离开校园，进入商场厮杀，最后搏得风生水起。我坚持认为，这里面没有等级之分，只有方向之分。 我回应到：“你想说什么，你可以说得更直接点。” 他不知怎么开口，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你们读书有什么用，读了这么多书也没我赚得多，有文化有屁用”，即便他心里这么想。我愿意带着极为优雅的态度让他表达他的真实想法。在我看来，他其实可以更加自信地坚持说八个姑娘，甚至九个姑娘，没有必要改口。 我朋友打圆场，把这个问题糊弄了过去。当然，这并没有让钟总感到任何释怀，我猜想他心里依旧不舒服。可能我说“我们读书读了再多也没用，也没有钟总那样成功”并自罚三杯以表敬意，他会感觉好得多。 事实上，他似乎是想通过把我压下去，向在场的各位宣告他自己的成功人生以及资本的胜利。但有意思的并不在于交锋，而在于一个亿级老板在没有依赖家庭资源，并能凭借自身努力在某领域大获成功的前提下，依然无法与自己和解，依旧不那么自信，依旧渴望他人的认同，即便这个人在他眼里微不足道。 这种不自信其实弥漫在当下整个社会，没有一个个体能回避这股潮流。 ▲正在上课的某总裁班 我们以为“有钱了，口袋满了就能让自己变得自信”，但其实不然。有钱还不够，要自信可能还得要点文化底蕴，要有点知识。要不然，怎么大学里一到周末，就有各种西装革履人士来参加什么总裁班、灵修班、礼仪班呢？ 我之前在国内某校哲学系读过几年书，我们系在学校教学楼七楼，八楼那层属于经济学院。每到周末就有各种总裁来上课。最热闹的就数下课间，这帮人喜欢在走廊里大声讲电话。电话那头大概问“你在哪里”，所以电话这头总会大声说“我在x大上课呢，有音乐赏析、经济学……” 声音之响，生怕别人听不到。可能他们觉得，说自己赚了多少钱是一件俗事，但说自己在学什么就是一件雅事。他们大概以为，学点知识、修点文化会给他们自信。 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就真会给人自信吗？我看也不尽然。 在我校后门处有一烧饼摊。那个烧饼摊很有名，经营得风生水起，不仅上过报纸电视，还被当作“中国梦”的典范宣传过。这名老板比我先前提到的钟总要自信，因为他够坦诚。 几年前某一天，我系一名博士生去他那里买烧饼，就被店老板揶揄过。老板说：“你们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你们买得起房吗？我有四套房，你们买得起吗？”过了几年，据说老板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六套，还有两辆豪车。人一成功就容易膨胀，当然这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喜欢他的坦率。 我在这里说这事并非要批判烧饼摊老板，我想说的是我那位系友。他听了老板的话后非常生气，感觉受了打击，抬不了头。因为非常介意老板的话，他在系里大力批判这位老板，说老板多么多么地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知识分子，接着就把他的个人境遇放大至整个社会价值的衰落。他试图捍卫“读书人”在这个社会的主权地位。 社会价值衰不衰落另当别论，但至少，我这名系友因为老板的话而自惭形秽。你上学读书，既有知识又有见解，但似乎也没让你有底气，你还是因为别人说你没钱而觉得面红耳赤。 一个选择走学术道路的人，为何会这么介意一名圈外人评价？学了这么多年哲学，似乎依旧没有让他自信到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多么正确。 当然，老板说这话的时候，也没绝对自信，因为据消息人士所言，他还是花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我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接受工商管理的“函授课程”。关于函授课程的含金量问题，我不去说，但至少有一点可知：他还是希望他儿子有点文化，光有钱还不够。 可问题是，文化和金钱能够互补吗？ 我们常听家长对子女说：“你要好好读书，这样以后才会有出息，否则就连工作都找不到。”家长说的是事实，因为读书和学历挂钩，学历和就业乃至收入挂钩。虽然我们口上总批判“资本主义”，但行为却很诚实，一不留神就在教育中注入了某种资本主义精神。 通过将读书假定为资本积累的过程，“读书/出息”的话语形成了。因为读书是某种文化养成，所以知道分子们就把通过读书带来的沉淀称为“文化资本”。这个词很流行，只不过流行不代表合理。我们凭什么要让资本绑上文化呢？ 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的时候，除了说这个人有点知识，还指这个人有修养，有品位，拥有某种美好品质。在这里，文化更像是审美上的东西，但审美上的东西不可量化。 资本不是这么回事，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可替换、可累积，比如钱可以买房，房可以卖钱，钱可以越来越多，房子也可以越来越多。当我们指一个人有钱，会说这个人拥有经济资本，这没什么问题，因为经济和资本往往同义反复，钱的本质就是量化物。 当我们把知识、文化理解成资本时，我们实际上是用经济学概念绑架了文化，或者说，把文化降格成了量化物。将审美的多元性变成功利的一元性，文化和经济变成了可互相通约的东西。最后就以为文化和钱可以互补。钟总、烧饼店老板因钱买不到文化而自卑，系友因文化无法套现也自卑。 我以为，当一个人自信时，他是完全处在自由状态的。一方面，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去承担因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如果一个人选择走学术道路，他就必须意识到学术研究会带来的早期清贫；如果一个人选择去经商，他也就必须承担因时间有限而无法提升自己各方面知识水平的局限。 读书和经商，并不矛盾，求知和求财也并不对立。两者不可通约，我们没必要将它们预先捆在同一根价值链条上比个高低胜负。 求知者应该自信，因为他获得了知识的回报，即便最后一贫如洗，经商者也该自信，因为他获得了资本的回报，即便最后一字不识。
昨天是大年三十，但对于再次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院士而言，这只是连日来辗转奔波中的又一个忙碌工作日。
疫情现状如何，有没有治疗方案，这个春节怎么过？24日，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大早，钟南山院士就来到位于广医一院的办公室工作。通讯员苏越明摄
早发现早隔离
是最有效的防控手段
截至1月24日24时，全国共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287例，死亡41例。疫情是否会蔓延、病例是否会继续大规模增加，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钟南山表示，到目前为止，疫情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连锁反应，但仍然要非常小心，因为谁都不敢保证不会出来一个超级传播者。
钟南山强调，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就是早发现早隔离。“发现了，就隔离！只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及时被隔离，后期病人就会少很多。”他说，要尽可能减少传播，传播的病人越少，出现“超级传播者”的几率就减少。 △钟南山院士到广医一院新住院大楼23楼负压病房区巡查。记者何涛摄
关于治疗：
已有几种药物准备用于临床治疗
钟南山介绍，目前，已有几种药物准备用于临床治疗，“已经确认是安全的，但具体疗效还需进一步观察”。
“患者呼吸道里的病毒载量是多少，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影像变化又是怎样的？把这些问题都弄明白了，很多东西就能够搞清楚”。 重视防护，但不必恐慌
钟南山还提及一个从武汉到外地旅游时发病的病例，刚开始出现症状时不愿意去医院就诊，两天后发烧严重了才去医院就诊。“本来一开始体温并不高，拖了两天时间，病情就严重了”。
他呼吁从湖北到外地过年的人员，如果出现症状，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果没有症状，最好自我隔离14天。 “我们需要重视防护，但也不必恐慌。”钟南山也提醒大家，在春节期间只要注意防护，就可“安全过年”。“尽量减少走亲访友，尽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出门戴口罩，在室内注意通风，勤洗手，多运动，少熬夜。健康年才是幸福年。”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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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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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2天新增136例：武汉卫健委1月20日消息，1月18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9例，1月19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77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截至1月19日22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病肺炎病例198例，已治愈出院25例，死亡3例。目前仍在院治疗170例，其中轻症126例、重症35例、危重症9例，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广东确认首例：1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为66岁男性，现居深圳，2019年12月29日赴武汉探亲，2020年1月3日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4日返深后就诊，1月11日转至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经省、市疾控中心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检测，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1月18日，标本送至中国疾控中心进行病毒核酸复核检测，结果为阳性。 北京确认2例：据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官方微博1月20日2点44分发布消息，大兴区医疗机构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病肺炎病例。 上海首发病例传闻未证实：针对上海出现新型冠病患者的传闻，经济观察网记者拨打上海市卫健委官方卫生热线电话求证，接线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为止上海没有发现病例，“网上的不一定是真实的”。19日上海卫健委官方微博称： 上海市卫生健康部门迅速响应，成立专项工作组和专家组，及时制定各项应急措施和工作方案。 目前，上海市各类医疗机构已全面加强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的力量配置，规范开展对可疑病例的监测、筛查、诊断治疗和处置工作，保障市民健康和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与1月19日在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安全健康过春节，预防感染冠状病毒】的建议如下： 风云之声注：截至1月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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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昕悦
关注风云之声 提升思维层次 导读 2019年12月7日，观视频工作室《答案》年终秀在上海大观舞台开幕，这场以“新挑战下的关键抉择”为主题的年终秀可谓群贤毕至、大咖云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金灿荣金政委的现场演讲完整版。 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这一场超过80分钟的超长演讲，可以说涵盖了金政委对于国内外局势、中国未来战略发展的超全面论述！所以这一场的观众同学，真的是太超值了。 在此也再次感谢政委慷慨地为我们献上这么丰富的一场演讲！别的不多说了，同学们慢慢看吧，料太足了… 点击下方图片观看今天的视频 ▼ 金政委本次演讲精彩内容选摘 1.这几年欧美很多朋友经常在重复一句话就是：The only certainty is
uncertainty，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2.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从自由贸易的旗手变成了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国家、成了一个保护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成了一种很大的一个阻力，以至于我们原来觉得全球化好像势不可挡，现在却觉得好像全球化要逆转了。 3.现在很多国家出现一个政策叫身份政治，英文叫Identity politics，有点像我们文革，就是给人贴标签，说是你是左派、而且是极左派，你是右派、你是极右派。其实人很复杂的，但是一旦进入身份政治，他就给你贴标签，就把一个人简单化，只站“队”，不站“对”，就没有是非了。 4.咱们国内经济不太好，我们现在企业家信心不足，所以股市总是很低迷。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不怎么样吧，大部分其他兄弟更不怎么样。世界进入到一个比烂的时代，所以你就凑合着过吧。 5.现在世界的乱象大概分为四个方面：贸易领域，保护主义；思维领域，极端思想；然后国内政治矛盾增加、国际政治冲突增加。这个常态会搞个一二十年。导致这些乱象的原因呢？一是市场化，二是全球化，三是信息化，四是人口，而新自由主义思想，则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源头。 6.我个人认为，关于当前国际格局以及未来它的趋势走向最好的说法，是咱们中国习主席的说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它就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描述。 7.怎么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可以从四个新的角度去抓它：第一个是新的国际格局；第二个是新的现代化模式；第三个是新的工业革命；第四个是新的全球问题。把四个“新”把握住了，我觉得百年变局就差不多了。 …… 想要听金政委对于国内外局势、中国未来战略发展的更详细论述，请看本期视频~！ 扩展阅读： 我们即国家 | 胡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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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风云之声 提升思维层次 导读 疫情暴发时，增强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可信度和及时性，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利用各种资源来鉴别病原体，让国际社会共同参与——这是SARS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教训。 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撰文 | 李懿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2019年末，武汉暴发“不明原因肺炎”。2020年1月9日，以中国疾控中心徐建国院士为首的团队向公众发布消息称，在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体内分离并检测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发稿时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19日22时，武汉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其中治愈25例，死亡3例。 经历过2003年非典疫情的人对冠状病毒不会陌生。那场可怕传染病的病原体正是一种冠状病毒。如今，与SARS病毒相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本世纪以来，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在人类社会已出现三次暴发（SARS、MERS以及本次不明肺炎），过往的防疫战斗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该怎样渡过眼前的疫情？ “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军事家孙子这样描述一支强大的军队。 疾和病组成疾病。疾，在汉语中也有快的意思。用“疾如风”“侵掠如火”来形容一场烈性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是毫不夸张的。 人类的历史也是跟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天花、鼠疫、流感、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数亿，也因此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在此过程中，高致病性*冠状病毒（coronavirus）一直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从未在历史记录中留下大暴发的记录。在SARS病毒发现之前，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主要有两种：TGEV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coronavirus) 是一种感染猪的病原体， IBV (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是一种感染家禽的病原体。这两种病毒在畜牧兽医行业具有重要性，但并不会感染人。会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如Coronavirus HCoV-OC43、HCoV-229E，通常只会引起普通的感冒症状，罕有引起严重疾病的报告。因此，冠状病毒研究未能得到重视。在非典之后，另有两种低致病性冠状病毒被发现，分别是 HCoV-NL63、HCoV-HKU1。还有两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它们分别是2012年发现的中东呼吸道病毒 MERS-CoV和最近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WHO暂命名为2019-nCoronavirus）[1]。 *注：病毒的高、低致病性是指对人类而言。 一 不被重视的研究
虽然非典已经过去了1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usan Weiss教授仍然对一个电话记忆犹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Ralph Baric教授告诉她：“我的天！是一种冠状病毒！” Weiss 博士和Baric博士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冠状病毒的一批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开始研究一种鼠肝炎病毒（mouse hepatitis virus ，MHV），这种病毒能感染小鼠，根据感染方式不同，它可以导致肝炎或脑炎。MHV不能感染人，可以作为一种模式病毒用来研究冠状病毒。2002年，Baric和Weiss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依靠这套系统，科学家可以对病毒基因组进行遗传操作，以研究病毒的致病机理[2]。 科学研究是需要经费的，即便是取得了这样的重要进展，Baric依然举步维艰，申请经费屡次被驳回——没有资助，意味着他的研究无法开展了。我们可以脑补一下经费申请的审议过程：“这种病毒重要吗”“不重要”“它能感染人吗”“不能”“那你研究它干什么”“……”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时刻，Baric说，他欲哭无泪，坐在办公室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道路，如果必须要放弃钟爱的科研事业，他会考虑去做一个救生员或游泳教练。然而，非典的暴发改变了他的命运。当得知这场传染病的罪魁祸首是冠状病毒的时候，他给Weiss打了电话，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基础研究看似毫无用处，但是MHV的研究为后来发现和鉴定出“非典是由冠状病毒导致的”提供了非常好的科学基础。如果没有早先看似无用的MHV的研究，人类无法得知冠状病毒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无法根据电镜结果判断出非典是一种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 图1. A冠状病毒颗粒示意图；B 冠状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的形态。（来源：美国CDC网站） 冠状病毒的名字源自于它的形态：在电子显微镜下，这种病毒颗粒看起来像一顶王冠。以形态得名的病毒还有轮状病毒、杯状病毒等。冠状病毒属于套式病毒目（Nidovirales）冠状病毒科 (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科病毒含有四个病毒属，分别为 Alphacoronavirus, Betacoronavirus, Deltacoronavirus以及 Gammacoronavirus。高致病性的冠状病毒SARS-CoV和MERS-CoV，以及用于研究冠状病毒分子病毒学的模式病毒MHV均属于Betacoronavirus。这种病毒的基因组是一条单股正链RNA，长度约为30,000个核酸，属于基因组最大的RNA病毒之一。这个基因组既可以作为信使RNA（mRNA）翻译成蛋白质，也可以作为模版合成负链RNA。不同于很多正链RNA病毒，套式病毒目的病毒以基因组为模版合成亚基因组负链RNA（subgenomic RNA），然后再以亚基因组负链RNA为模版合成亚基因组正链RNA，它们可以做为信使RNA翻译成病毒的各种蛋白质[2]。 图2. 鼠肝炎病毒的基因组。（引自ViralZone网站） 二 SARS病毒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 说起非典，会勾起不少人的回忆。大概2002年底到2003年初，一种传染性的肺炎悄无声息地在广东开始传播。很快，这种传染性肺炎就传播到了中国的多个省份。由于在本地无法治愈，一些病人从中国其他省份来到北京寻求治疗。在几个月时间内，这种疾病就传播至台湾、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法国、英国、西班牙、波兰、德国、瑞典、芬兰、南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3]。世界卫生组织把这种肺炎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香港媒体把这种传染病音译为沙斯，坊间传言，中国大陆人士认为“沙斯”和“杀死”音同，因此最终定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医生注意到，非典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病人咳嗽或打喷嚏，可以向空气中释放大量携带病原体的飞沫，并通过呼吸道传染给健康人群，因此非常容易出现聚集性感染，并给医护人员带来很高的感染风险。非典的暴发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事件，美国时代周刊 (亚洲) 有一期的封面是一个中国国旗为背景的胸透图片。中国缺乏应对大规模呼吸道传染病的经验，加之病例在急剧增加，非典在中国有燎原之势，许多海外媒体认为中国的应对缓慢，信息发布不及时。一时间，诸如“中国向世界输出传染病”“世界应该隔离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更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研究比较薄弱，而人类对冠状病毒知之甚少，给鉴定病原体带来不少困难。 图3.《时代周刊》亚洲封面。（引自时代网站） 01 发现病原体 找到非典的病原体意义重大，诊断、治疗及预防都靠它指明道路。所谓对症下药，只有知道了病因才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在非典的起源地，广东省的医生和科学家试图找到导致非典的元凶，他们排除了鼠疫、禽流感、炭疽等常见病原体，但是没有成功分离到细菌或病毒。医生们发现，对病人使用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他们怀疑病原体是一种病毒，而不是细菌，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对病毒却是无效的。
关注风云之声 提升思维层次 导读 武汉群众绝对是神经粗大的类型，要敲警钟了。市政府哪怕有专家给的偏乐观的意见，也不应顺着群众的乐观情绪行事，要提醒做好防疫工作，让群众多戴口罩，多注意个人卫生。 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一．淡定的武汉与过度焦虑的香港
最近武汉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1月20日，武汉一下增加了136个病例，情况变得较为严重了。到1月21日，武汉市长周先旺都出来说，“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有些奇怪的是，2019年12月30日，武汉就郑重报告，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事情就有了不小关注度。但直到几天前，武汉本地还是相当淡定的。
我有不少亲戚朋友在武汉，直到1月18日问，都说是还好，没什么事，不带口罩，不用担心。还有段子，说外面人看武汉是疫区，武汉人不想搭理。 当地还有一个著名的百步亭社区“万家宴”，1月18日办了第20届。4万多个家庭端出自创自做的13986道菜品，“共聚一堂叙生活暖心事、新变化”。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如果当地气氛紧张，这种“非必要”的活动是不可能举办的。 到1月21号、22号，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武汉当地已经紧张了，戴口罩的人数量急升，大部分人都口罩了，基本成标配了。当地人感觉也变了，因为出来进去的活动受影响了，恐慌情绪明显上升。 2019年12月30日武汉通报有不明肺炎，我在香港立刻就发现，香港政府和媒体舆论非常重视，每天都有不少新闻追踪，天天都通报了不少“疑似病例”。到1月22日统计图上香港有了117例“疑似”，让不少人觉得奇怪，怎么香港这么多疑似的。其实是香港把与武汉有关的发病都算作“疑似”，而其它省市，是做一次试剂检测阳性算“疑似”，两次阳性算“确诊”。香港这117例疑似，只有1例还在检查，其它都排除了，都是其它病因，不是武汉肺炎。所以严格来说，香港是没有任何病例报告。 虽然还没有病例，但我个人观察，香港公开场合有约三分之一人戴口罩了。香港这么重视，甚至表现得有些过度焦虑，原因是2003年SARS吃了大亏，1755人染病，300人死亡。而人口是香港200倍的大陆，也只有5327例病患，349人死亡。当时香港应对新型传染病经验不足，防治流程有很多问题，导致损失惨重。说来确实很痛心，所以这次事情一出来，香港就非常重视。香港对大陆提出了很多沟通与通报要求，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经武汉开往香港的高铁，不停武汉站，到武汉的旅客需要在郑州下车中转。 2003年SARS，最开始是在广州发现和传播的。但是后来疫情演变，香港成了全球损失最惨的疫情中心，有很多经验教训。而武汉这次既是病情的源头，也必然是患者与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武汉从开始的淡定，到现在的严阵以待，同样有一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相比香港的过度焦虑，就在事发当地的武汉人，显得特别的“心大”。疫情这种事，小心为上，武汉人的“淡定”、“心大”，并不是一个值得鼓励或者吹嘘的好心态。 二．武汉人淡定情绪的起源
要解释一下传染病相关的政府决策与信息公布机制。传染病信息，是国家级的重要信息，个人无权自行公布，否则会乱套。地方政府也不能自作主张处理了，要按法规来做事。经过非典事件，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对疫情监控有了一套处理办法，也不可能去搞瞒报。相关法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最近是在2013年6月29日进行了修订。 任何一个传染病事件，在决策判断信息公布方面，都有三个层面的事。一是收集信息、技术准备，这是越多越好、越细越好的，也是相关医卫机构的日常工作，如快速研发出检测武汉肺炎的试剂。二是进行决策判断，事情有多严重，定成什么级别的传染病，甲类还是乙类，要按什么级别进行防治。三是信息公布，对公众发布什么样的信息，各地如何通报情况，如每天公布新增病例，没有新增也要通报等等。 事情是出在武汉，但是重大决策判断，肯定是要到党中央国务院层面的，不可能武汉自己就处理了。而中央作出决策判断，一个是地方上要准确及时汇报情况，二是要派出专家组开会以及到当地考察，给出专业的分析和建议。 这个流程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也是做事的正确方式，流程上没有问题。领导不可能什么都懂，在专业的领域非常需要专家给出专业意见，有时还需要看多个专家、不同领域专家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出科学决策。 这里，最重要的有三个经验教训。一个是地方上不要瞒报，不要有侥幸心理，要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情况报告出来。由于2003年的教训，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能瞒报，非常重视。这次我认为没有这个情况，这方面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专家的分析判断，个人感觉，武汉这一次疫情，专家判断出了一些问题。第三个就是信息公布，这方面武汉可能有些过于放松，在群众舆情掌控方面，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事情出在武汉，发现了一种未知的新型肺炎病毒，类似的SARS在2003年给中国造成了惨重损失。为何武汉群众会显得如此淡定，这种情绪是从哪来的？除了武汉群众天性的乐观，个人以为其源头是专家组给出的判断。 在1月中旬，专家组给出的判断应该是这样的： 1.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3. 1月3号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密切接触者700多人，医学观察都没有事，陆续解除观察。 4. 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 5. 武汉肺炎传染率不如SARS，死亡率也不如SARS（当时仅1人死亡），总体上肯定比SARS程度要轻。 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广发1月14日就说，“目前来看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 在这样的专家组气氛中，领导应该会作出常规的判断，对武汉疫情保持之前的关注程度即可，不会升级处理力度。而这种气氛也让武汉政府领导感到放松，本来提心吊胆的情绪得到了舒缓，作出了“内紧外松欢度春节”的判断。这种情绪，让本就心大的武汉群众，敢于反过来笑话外地群众紧张过头，认为武汉没有问题。 需要着重指出，这里并没有所谓政府蓄意瞒报的问题，这样的说法是别有用心。有了2003年SARS事件的经验，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没有动机蓄意瞒报，更不可能不顾专家组的反对意见，冒险瞒报赌疫情没有事。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专家组给出了乐观的说法。 为什么1月14日前后还是“未发现新发病例”，1月18日就59例新增、1月19日77例新增，武汉忽然一下两天多出了136例？这136例新增病例，是重大的疫情变化，也是中央领导对武汉疫情作出重大指示的最直接原因，事情的重视程度与防疫级别一下就上升了。到1月21日，15个医护人员被感染。连王广发自己，也被感染了。 这是一个出乎专家组预料的情况。个人认为，这是因为武汉肺炎病毒，表面上不如SARS传播率高，致死率不高，但是也有它特别的凶险之处。 SARS显得很凶险，但其实全球一共也就8000多人染病，大陆5000多人。SARS是人传人，还出现了“毒王”式的“超级传播者”，一人能传上百人。但是SARS也有一个特点，危险的传播者有显著特征：发热。而且SARS的潜伏期常见为3-5天，不是太长，潜伏时传播能力不强。全民重视起来，较容易找到发热的患者进行隔离，可以有效地将传染源与人群隔开，中断传播链条。其实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SARS患者出现，因为都被有效隔离了。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视之后，对SARS的战斗很有成效。 武汉肺炎病毒，潜伏期要比SARS长。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高占成1月21日说，“目前病毒的潜伏期，从现有病例来看，平均是7天左右，短的2到3天，长的12天”。这比SARS的潜伏期要长。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不同。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的表现，值得警惕。如果它在潜伏期，也有一定的传染能力，就要相当重视了。很有可能，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的传播能力，是强于SARS的。 可以推测，1月18日、1月19日忽然增多很多病例，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检测试剂有了进步，加快了确认进程；另一方面，也是不少患者体内的病毒过了“潜伏期”，开始发作了，主动被动去医院接受检测。 武汉肺炎出现也不过约1个月，至1月22日，已经有324个确诊病例了，死亡6例。这个扩散幅度，是比SARS初起时要厉害的。 SARS是2002年11月16日出现第一个病例，12月在广州深圳引发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中间平息了一段时间，2003年春运也没什么大事。后来是广州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2003年2月21日在发烧的情况下，到香港参加外甥的婚礼，在京华酒店病发成为“超级传播者”感染了多国多人。后面又有一个超级传播者，在天井通风不合理的淘大花园，传染了300多人。还有一个男子，3月3日被威尔斯亲王医院收治，成为125人爆发染病的源头。 也就是说，SARS其实是到2003年2月底才开始大规模爆发，原因是出现了“超级传播者”。而武汉肺炎，比较广的人传人例子就是一个，是一个人去神经科看病，传染了15个医护。短短1个月，就有324个确诊病例，这个传播速度不容低估。而且2019年12月30日以后，理论上就进入严密监控的流程了，亲密接触者800多人都有医学观察控制。这种情况下，武汉肺炎是如何传到300多人的，值得研究。 相当有可能，是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也有一定传播能力。人没有发热，但是已经染上了病毒，能够人传人了。发热情况下，病毒人传人的能力加强了。但是因为有不小机会，自己发现了去就医，或者被仪器检测到，所以在防治体系里，这反而是能有效应对的。危险的，反而是不发热的潜在病患，自己和别人都没法知道有问题，在武汉活动，成为了传染源。 而这是专家组在1月中旬时没有想到的。也许是因为受SARS经验的影响太深，过于重视与SARS的类比，专家组对武汉肺炎病毒的潜伏期传播能力没有足够的警惕。专家组因为表面上的乐观数据，作出了偏乐观的预期。而这，是病毒潜伏期给出的假象。 三．武汉肺炎目前的经验教训
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很有可能专家组之前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判断，是有些乐观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何对待专家意见。 专家是对问题比一般人有更多专业知识，但其实也是根据证据，对事情作出判断。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有误导，专家的判断甚至不一定比一般人强。而有经验的专家会说，根据这些证据，判断如何如何。例如这次武汉肺炎，前面是说“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这不是“否定人传人”，而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理论上是严谨的。 专家组会有多个专家，但不一定人多就比一个专家判断强，因为大家的信息都差不多。有时一个专家起头说了一个意见，其它专家也就觉得合理，就同意了。 五位中国顶级棋手合力与AlphaGo对战，开局速败 2017年5月26日，五位中国世界冠军（除柯洁外最强五人）合伙商量，与AlphaGo对局。但是刚开局不久，一位棋手就说，“这样下不亏”，其它人也就同意了。但这招其实是大恶手，亏了一手棋，刚开局第一个局部就大败了，直接导致后面的手数成了垃圾进程。五人商量着下，还不如一人独立思考强。 专家组要负起专家责任，不能只给模棱两可的万全说法，要给出有倾向的说法，体现专家的价值。就算错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不能对专家的看法“无条件信任”，还是要对专家的说法深入理解，了解背后的证据，评估可能的风险。 武汉政府方面，可能因为专家组的乐观说法，符合了内心的期盼，所以愿意按照专家的乐观估计去安排防治力度与宣传口径。武汉政府希望群众能正常生活，关注经济发展，希望疫情不恶化，GDP能少受影响，这都是可以理解。但是从决策流程来看，应该有可以改进之处。 1.面对未知病毒，要从科学角度，保持一定的敬畏 如果发展成武汉群众那样淡定无所谓，应该是科学导向有问题了，没有敬畏。对比香港，这个错误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这事发生在香港，绝对不可能若无其事搞万人宴。 虽然1月中旬专家说，从目前证据看可以乐观，这不等于专家给出了确定性的结论。实际上专家也说了，病毒可能有变化，只是放在最后常规地说一下。就算专家说偏乐观，也要有基本的认识，要明白对这个病毒没有摸透，还没法作出全面的评估。 SARS虽然很可怕，致死率高，但是人们已经了解够多了。相比之下，对武汉肺炎病毒，人们的了解绝对是不够的。即使它不如SARS可怕，如果因为了解不够，针对性措施不到位，后果反而可能更严重。 2. 面对疫情，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小心为上 也许象香港那样过度焦虑是不必，但是基本态度肯定得是“小心为上”。特别是在疫情初起的阶段，在病毒的源发地，要避免出现有害的乐观情绪。也许武汉群众天性乐观无所畏惧，九头鸟精神战天斗地，但是这种精神面对传染病疫情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坏处。 2019年底，武汉肺炎疫情已经郑重报告出来了，市民还无所谓不当回事，基本不戴口罩，这其实很不正常。在香港这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在以后中国各地再有这种事，都会认为2020年初的武汉群众不可想象。可以认为，武汉群众绝对是神经粗大的类型，要敲警钟了。市政府哪怕有专家给的偏乐观的意见，也不应顺着群众的乐观情绪行事，要提醒做好防疫工作，让群众多戴口罩，多注意个人卫生。其实这并不难，看看街上群众都掉以轻心，就多提醒。 武汉群众并不是象非洲爱滋病国家那样，已经20%、30%的人染病了，干脆无所谓了。主要还是没有经验，以为没有啥事。这不是群众的错，群众按本能行动，没有经验和深入思考。市政府有责任引导群众，对疫情重视起来。哪怕事后发现过于紧张了，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防备不足，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香港2003年SARS痛定思痛总结，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对关口进行发热检测。“超级传播者”刘剑伦从广州到香港过关时，已经是发热了。但因为没有检测就过了关，引发了后面传染1700多人、300人死亡的惨剧。当时香港知道广州有疫情，传言很多，新闻报道也不少，只要留点心，是可以避免被波及到的。但因为没有经验，惨遭打击。 武汉真不能说没有经验了。SARS的事其实大家都记忆犹新，而且这次快速检测到了不明肺炎病毒，算是防治快速反应的成果了。对群众还是应该教育引导，小心为上没有错。 武汉的警惕情绪不足，已经产生了危害。15个医护人员被传染，其实不是在处理肺炎病人的科室 ，而是患者跑到神经科去了。而神经科的医护人员可能是没想到要防备，不幸被集体传染。如果有足够警惕，做好防护，应该不至于这样。不仅是肺炎科室要防备，其它科室也要留意。如果武汉群众1月初就注意戴口罩，也许现在确诊的不会有270这么多。 3. 要正确对待专家意见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要对专家有判断。前面已经说了专家也有弱点，其实专家的事情非常复杂。 2003年香港被SARS打击得非常惨重，除了防备出了大问题，另一个大问题是治病表现比较差。香港1700多例病患，死亡300人，死亡率很高，是内地的2.
关注风云之声 提升思维层次 导读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受到举国上下极大关注。有人提议，大数据可以有效分析武汉人的行踪，为疫情监控提供帮助。笔者认为，在新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用好这个工具。
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受到举国上下极大关注。有人提议，大数据可以有效分析武汉人的行踪，为疫情监控提供帮助。笔者认为，在新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用好这个工具。 例如，从某软件统计的航空信息可以看出，自2019年底疫情初起到今年1月20日疫情升级，从武汉天河机场到北京的人数最多，到广州的其次，而且有具体人数。再如有数据公司通过大数据，找出了很多11月去过武汉海鲜市场的人，画出了这些人后来去哪里的分布图。也有人认为，通过移动支付的交易大数据，也可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 “用大数据帮助疫情防治”的想法能够产生，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前要大规模跟踪人群的流动是不可想象的，它需耗费很多资源。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类APP日益渗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在电子世界产生了印迹，大数据追踪从技术上确实有可能。实际上，基于大数据的应用是未来科技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果有人根据掌握的大数据，对疫情进行提醒，例如提示何处出现了异常人流，从技术上说是可能的。有关部门利用大数据的便利，综合海量数据信息，作出重大决策判断，这也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在疫情紧急的情况下，也许大数据能发挥关键作用，可迅速为形成决策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要知道疫情防治是极为特殊的事，要与大数据的一般应用场景区分开来。大数据主要是基于统计原理，对于人群的动向能够通过数据进行分析。即使存在一些数据误差，对海量人群的分析结论影响不大。而疫情防治不同于一般任务，对于数据精准程度要求更高。在疫情升级后，各地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对每一例病例都做到精确跟踪汇报。这种精度的要求，一般的大数据挖掘算法难以实现。也许在疫情的早期或者后期，大数据分析能够为发现疫情、跟踪疫情提供一些帮助，但有些核心工作还是离不开人的努力。 中国从2003年非典开始，付出极大心血建立疫情监控防治体系，对于各地有明确的信息收集汇报的要求，理论上能够有效获取精准的信息。而大数据能够在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区方面提供巨大帮助。所以，利用好大数据从侧面帮助确认，就已经不容易了。 还需注意的是，疫情防治是有明确法规的，因为其敏感性比一般的法规要求还要严一些。例如，只有国家部门才有权发布疫情，以免对社会情绪造成冲击。 而大数据本身，其实也很敏感，涉及了许多用户的隐私数据。这些数据如何使用，社会还在摸索之中。相对欧美来说，中国民众更愿意提供数据授权给数据公司。但是，公众日益重视自身的数据信息隐私，也是一个明确的趋势。如果疫情防治需要使用公众的隐私数据，最好应事先说明，并依据相关的法规行事。应注意避免以“疫情防治”的名义，而忽视公众的隐私权。笔者认为，政府在内部决策时以法规为依据利用大数据，在公众舆论层面则充分尊重用户隐私保护，应是正确的做法。 扩展阅读： 淡定的武汉，焦虑的香港：如何正确面对疫情？| 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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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笔名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作者，微博@风云学会陈经。
责任编辑：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