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大家都在关注疫情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到底是什么？ 据丁香园称：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 疑似中国马蹄蝠 疯了吧 这玩意儿都能吃？ 这怎么下得去嘴呢？

注：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那么传染病的传播到底有什么规律？下面是几个传染病模型，了解一下吧！ —《END》—

阅读本文前，请您先点击上面的“ 蓝色字体”，再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继续免费收到文章了。每天都有分享，完全是免费订阅，请放心关注。 玛雅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神秘的文明之一， 一方面，玛雅文明属于石器时代，并未进入青铜时代。玛雅文化诞生于公元前1000年，直到公元9世纪突然消失。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时代的文明，却在天文学、数学、农业及艺术方面有着极高的成就。他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对天文历法有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玛雅文明神秘地消失在热带雨林中，这个“消失之谜”也一直未曾解开。这样一个强大的文明，似乎却在一 夜之间从这地球上蒸发消失，未留下任何明确信息。到底是什么一夜之间摧毁了神秘的玛雅文明呢？后世关于它的讨论一直众说纷纭。 而且如今的科学家们都非常的可惜，当年的玛雅文明会消失。因为如果当年的玛雅人还存活在世界上的话，那么我们的地球上的人类就会比现在发达很多了。. 玛雅文明总共是有着三种历法的，分别是金星年、卓尔金年、地球年，而这三种历法的周期是慢慢延长的，金星年是225天，卓尔金年是260天，地球是365天，也就是说这三颗行星是按照顺序排列的。 在玛雅预言中表示，目前的地球在正处于第五太阳纪，而在此之前，曾出现过四个太阳纪，每个太阳纪结束之时，地球都会遭受大的灾难，灾难程度足以毁灭这一时期的文明。 提到玛雅文化，不得不提到玛雅预言了。玛雅文明作为神秘的文明，早在数百年前就有了关于世界的五大预言： 玛雅人预言了自己的灭亡；预言了我们这一代人有飞机有汽车这些高科技；预言了战争狂人的出现；预言了一战和二战；预言了2012是世界末日。玛雅五大预言，其中四个已成现实,第5个并未实现。 第一太阳纪是玛特拉克提利，也称超能力文明，在这个太阳纪里生活的人类身高1米左右，男人有第三只眼，男性用第三只眼作为武器，攻击敌人，女人没有第三只眼，所以女人害怕男人。这个太阳纪最后被异常大洪水所毁灭，也有称为是诺亚的洪水，为期4001年。 第二太阳纪是伊厄科特尔，在这个太阳纪里，男人的第三只眼开始消失。他们对饮食特别爱好，发展出各色各样的专家，所以又被称为饮食文明。这个文明最后被“伊厄科特尔”——风蛇吹散，为期4010年。 第三太阳纪是奎亚维诺，在这个太阳纪里先祖开始注意到植物在发芽时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非常巨大，经过一个世纪的改良发明了利用植物能的机器，这个机器可以放大能量，玛雅预言中显示，这一纪则是因为天降火雨而毁灭，也被称为古代的的核子战争，为期4081年。 第四太阳纪是宗德里里可，在这个太阳纪里他们拥有光的能力，是火雨的肆虐下引发大地覆灭。文明最终也是因为火雨，引发了大地震、火山喷发而灭亡，为期5026年。 预言中的第五太阳纪——"动荡的年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纪元。他们预言2012年12月21日，是第五太阳纪的终结也是地球最后的末日。2012世界末日说，曾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大恐慌。好在这一预言并没有实现，距离2012年我们也已经过去了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的时间了我们生活的也照样平静，根本就没有陨石冲撞地球，所以玛雅预言中的世界末日没有实现。 然而事实上，玛雅文明根本就没有作出2012年世界末日的预言。玛雅文明学者根据玛雅天文现象表发现，玛雅历并没有结束于2012年，而是开始新的循环，所以世界末日预言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我们逃过了2012年的世界末日学说，但是霍金曾预言说太阳将在2030年“休眠”，这将导致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使得地球步入“小冰河期”。到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够逃离地球，但是终究逃不出太阳系。 声明：图文全部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这几日华子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叮嘱华子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别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了，顺便告诉华子，没什么事暂时就不要见面了。一位在节前借给华子游戏机的朋友也明确表示，游戏机不用急着还，在家多玩几天没问题。好吧，华子明白，现在医务人员成了高危职业，大家避恐不及。 虽然他们的胆小为华子所不齿，但这种谨慎的态度还是值得称赞的。减少人员流动，就是遏制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手段。但华子想告诉他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真的不必恐慌。病毒入侵人体要经过3个“大关口”，我们加强这些“关口”的难度，病毒自然就会知难而退了。 一、第一关，进入人体 病毒是一种不完全的生命体，若真的去较真，病毒可能连生命都算不上。因为它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只是一个蛋白质外壳包裹着一段遗传信息。它想生存和繁殖，就必须要进入到活细胞的细胞核中，修改细胞核中的遗传信息，借助细胞中的“加工厂”才能组装复制新的病毒。 新冠状病毒想生存和繁殖，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怎样进入人体。人体完整的皮肤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病毒只能通过呼吸道、眼睛等处暴露的黏膜才有机会进入人体。但呼吸道黏膜表面还覆有黏液，人会通过咳痰和打喷嚏的方式清除病毒。所以对于病毒来说，想成功感染一个人，真的是太难了。 眼睛的黏膜面积很小，只有密切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需要使用护目镜进行防护，对于非密切接触病毒携带者的普通人来说，正确佩戴符合防护标准的口罩，勤洗手，不用手去触摸眼睛就可以很好的预防病毒进入人体了。 二、第二关，进入细胞 如果有病毒侥幸进入了人体，那么它就会面临“第二关”，如何进入细胞。病毒有蛋白质外壳，与人体组织自有的蛋白质不同。当进入人体之后，这些病毒就会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触发非特异性免疫。体液中的抗体会粘附在病毒颗粒表面，并且互相结合，把单个微小的病毒聚合在一起，由游荡的巨噬细胞进行吞噬和分解。 巨噬细胞“吃掉”病毒之后，会把病毒分解之后的蛋白质碎片（即抗原）运送到细胞表面，向免疫系统进行“展示”。免疫系统收到病毒信息后开始激活T细胞、B细胞等免疫细胞，产生具有针对性的抗体，对拥有同种抗原的病毒进行攻击，这也就是特异性免疫。 只有逃避了以上这些攻击的病毒才可能有机会侵入到细胞中去。也就是说，如果人体免疫系统状态很好，就可以自行消灭病毒。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熬夜、不劳累、别着凉、多喝水、正常饮食，保证营养均衡就可以保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行。在平时不要久坐不动，多锻炼身体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三、第三关，找到细胞核 如果有病毒运气很好，逃避了免疫系统的追杀进入了细胞，那么进入细胞后，如何找到细胞核就是它面临的“第三关”。在微观尺度上，人体细胞的体积比病毒要大800万倍。无脚无手不能自主运动的病毒在这么大的空间中去寻找细胞核，纯凭“瞎猫遇上死耗子”般的运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在细胞之中也不是风平浪静的，细胞里面有溶菌酶、免疫蛋白等各种物质，会对病毒进行包裹和杀伤。进入到细胞内部的绝大多数病毒终其一生都找不到细胞核。所以病毒想去感染人体，只能依靠足够多的数量去“碰运气”。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尽量减少与人接触，避免去人流密集的场所，家中多开窗通风，就可以降低空气中病毒的浓度，避免感染。提示一下，现在医院是高危场所，小病小灾的人尽量避免去医院，以免发生交叉感染。 总结一下，对待新型冠状病毒，大家不要恐慌。通过正确的防护措施是可以完全避免病毒感染的。即使被感染，大多数的患者表现的也是轻症，就如同一场感冒一样，而且很多患者已经痊愈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好防护，让病毒无法再传播，相信这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我是药师华子，欢迎关注我，分享更多健康知识。

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司法部针对另外一个国家专门建立专案，恐怕是空前的。美国司法部2018年建立了针对中国的China Initiative（中国专案），强化美国总统领导下的总体国家安全策略、优先反对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近日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著名科学家Charles Lieber和华人科学工作者就是“中国专案”的一部分。 曾记否，克林顿当年因为作伪证被弹劾。源起其政敌先是称其腐败，找不到证据，后发现他有外遇，但外遇又不能被起诉。让他作证时不承认外遇，这样转了三个弯以作伪证为由弹劾。现在，美国一些人为了压制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编织出“学术间谍”的名称，但不能因此绳之以法，在法律上也不能因为与中国合作、在中国有收入或在中国有经费、有实验室而起诉。他们也同样转了弯，用作伪证来打压与中国有交往的美国科学家。世界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Charles Lieber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同时禁止他踏进哈佛大学校园。Lieber学生中很多华人，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杨培东、美国科学院院士戴宏杰等。这一事件将对中美科技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Charles Lieber（图源：Harvard University） 撰文 | 程玉 1月29日，《知识分子》报道了哈佛大学教授Charles Lieber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情况，美国司法部将这一案件定性为China Initiative（中国专案）的一部分[1]。那么，“中国专案”是什么？对中美科技交流有何影响？ 以国家安全为名 “中国专案”于2018年11月1日，由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成立。塞申斯任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John C. Demers）领导并执行该专案[2]。美国多个州的检察官、法官、联邦调查局官员曾先后参与到这一专案中。专案旨在保证有充足的司法资源优先处理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对中国方面窃取美国专利和商业机密的案件进行快速审理、结案。包括华为孟晚舟案在内，美国司法部用”中国专案”已经起诉或审理了十余个案件[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不断地发动与欧盟、中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一些派别对华裔科研人员的忠诚度质疑不断，美国政府同时收紧了在高科技领域的留学签证政策。近年来，在航空航天、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留学签证或访学签证，额度显著降低，审查越来越严格。 过去8年间，美国司法部起诉的90%的经济间谍案涉及到中国。现在美国联邦政府一些人士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威胁”切实存在。针对“Thousand Talents Program”为代表的人才项目和有意识形态输入色彩的孔子学院项目，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部分官员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的对华“强硬派”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华裔在美国的工作生活，实质上已构成了种族歧视之实。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美国精神，是美国各个民族所共同期待和遵守的价值观。但近年来，美国极端的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者致力于摧毁二战后建立的和平秩序和马丁路德金等志士所造就的种族平等，试图建立一个以极端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新秩序。少数族裔和移民包括华裔，不断成为极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难以保证的平等 美国联邦的学术管理者强调，他们不会因为研究人员是华裔就把他们作为调查对象。但“中国专案”是怎么开始启动的，为什么针对华人科学家有如此多的调查，不少官员三缄其口。这种局势使得华裔科学家都被看成潜在的间谍，也加大了美国各个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和学者的难度。 “中国专案”建立之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咨询小组，以保证不同族裔申请者的平等地位、研究项目的开放性和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安全。同时，这个小组对基金项目的参与人提出警示，禁止他们参与诸如中国“Thousand Talents Program”这样的项目，避免“一仆二主”情况的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盟或以色列等地方的科学家也与母国有各种形式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或者在其母国创办企业进行科技转化，但我们很难看到这些科学家被以经济间谍或知识产权侵权的名义起诉。对华裔科学家或像Lieber这样亲近中国的科学家进行迫害，既违背了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理念，也违背了科学共同体跨越国界、合作共赢的科学精神。 知识产权体系接轨国际 “中国专案”会不会使得中美之间形成“科技冷战”？从目前态势来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方面，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科学家偷取或转移技术，另一方面，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科技领域，无论从绝对人数、声望还是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从长期发展来看，美国对华科技发展的遏制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美贸易谈判核心从来都不是大豆猪肉或某类工业品，核心是知识产权体系。美国政府期待中国接轨美国的知识产权体系，以获取更多的知识产权交易收益，而中国也有自己的科技发展利益所在，并且中国需要平衡与欧盟、日本等其它经济体的知识产权权益。2020年年初，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可以看到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大量内容。 在中国，中国政府通过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实现快速维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并建立实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 除了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有三个知识产权法庭，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郑州等十五个城市设立有知识产权法庭。这样一来，国内的知识产权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解和判决，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之间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也选择在中国起诉。 随着国内的大量资本和产能走向海外，中国企业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问题也随之凸显。中国在海外知识产权的布局上依然不够，海外知识产权的申请数量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较大差距。 回到美国的“中国专案”，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和研究人员更需要谨慎工作，做好自我保护。一方面，要了解并遵守美国的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另一方面学者之间加强沟通与交流，应对美国政府的歧视或污名化做法。 参考资料 [1] Harvard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Two Chinese Nationals Charged in Three Separate China Related Cases：https://www.justice.gov/usao-ma/pr/harvard-university-professor-and-two-chinese-nationals-charged-three-separate-china [2] China Initiative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file/1107256/download [3] China Initiative and China Related Cases https://www.justice.gov/opa/press-release/file/1179321/download 赛先生 启蒙·探索·创造

2003年非典期间，时任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medical officer的徐福洁通过自愿报名作为一名世卫组织的专家来到北京。在WHO驻华办事处工作期间，她亲身经历了从非典爆发情况最严重到北京迎来“双解除”的日子，这被她称为“乌云驱除的时候”。 （摄影：清西，2020年1月21日摄于北京昌平某地铁站） 采访、整理 | 汤佩兰 口述 | 徐福洁 按： 尽管时间过去了17年，徐福洁2003年的非典记忆却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被重新开启。 自2020年1月20日，国内官方确认出现了除武汉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当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新型冠状病毒在过去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病例数量一时间激增。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交通、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回到17年前，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徐福洁当时还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工作。2003年非典期间，她通过自愿报名作为一名世卫组织的专家来到北京，在WHO驻华办事处工作期间，她和WHO从全球赶来增援的同事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走访，跟北京政府共同推进了非典疫情控制的多项举措。亲身经历了从非典爆发情况最严重到北京迎来“双解除”的日子，这被她称为“乌云驱除的时候”。 在非典结束后，2003年12月，国际权威期刊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登出时任北京CDC科研办主任庞星火为第一作者，徐福洁等人为共同作者的论文，主要对2003年北京市非典疫情暴发控制措施进行描述和评价。论文背景中提到从2003年3月开始，中国北京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非典）爆发，疫情在 4 月下旬达到高峰后的 6 周内迅速得到解决，但对此次疫情期间实施的控制措施却知之甚少[1]。 其中，担任该论文数据分析和解释工作的徐福洁，也是非典期间负责向WHO递交中国每日监测数据的世卫组织专家，负责监测数据核查和检验的最后一环。2020年1月20日晚，她接受《知识分子》采访，讲述了自己作为传染病学专家、非典时期亲历者的回忆和思考，希望能有所启发。 在阅读正文前，有必要介绍关于下文将提到的“笑谈非典”事件背景，以便更加全面的理解当时情况下所做的工作。 2003年4月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表示北京市非典型肺炎12例，死亡3例，中国大陆的非典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同时笑称“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2]。这番言论引起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Jiang yanyong的质疑，他接受了《时代》周刊采访，随即海内外舆论哗然[3]。 中国政府对疫情的瞒报行为，受到国内外社会的普遍指责。4月4日，WHO专家进入中国广东进行协助调查处理。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为疫区。4月19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的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宣布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北京市公布的非典确诊病例数从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新增病例超过100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当日，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宣布撤消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2003年，徐福洁和同事在北京一家发热诊所（图源：cdc.gov） 2003年，我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工作。那个时候中国非典的情况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从包括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内的很多卫生机构抽调专家，作为传染病方面科班出身又懂中文的我，报名非常自然。虽然当时小的孩子才两岁，父母也非常担心，我还是自愿报名了，通过WHO的驻华办事处，在北京市开展工作。 出发前，当时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大主任跟我们说，要有心理准备做长期应对，病毒控制下来肯定要很长时间，肯定会拼得精疲力竭。 所以我来的时候是打算打长期战争的，也在北京经历了疫情爆发应对措施落实最关键时期，到最后看到了“双解除”的胜利（注：WHO于2003年6月24日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排除，简称“双解除”），也有幸亲历最后的庆功“国宴”。 2003年四月份我到北京，已经约有100万人离开北京，我是少数进来的。我乘坐的飞机是空的，住的旅馆几乎也是空的。我在这边待约七个礼拜。在北京“外援”团队有好几个人，除了我，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德国、香港的同事。我在美国CDC的职务是medical officer（医官），到国内我们被笼统地称为“世卫组织专家”，但其实世卫组织没有那么多雇员，我们是被一面征集一面派往这边来的。 那时候所谓卫生部长“笑谈非典”阶段已经过去，国家进入全面公开、全民齐动员的阶段，明确了一种氛围，众志成城地开始真正打战役了。 在不确定中工作 作为WHO驻华办事处的专家，我们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我到北京的时候，SARS的应对已经是全球动员了，在加拿大、越南、香港等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也都有团队。那时候早晨6点钟参加一个叫做“Global Call” (全球会议)，基本每天都有，就是通气会，一个沟通渠道，让大家分享你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比如新发的病例、新出的现象或者治疗的信息。当时我们对这种病毒不了解，所以大家是一个全球合作的平台。 我还有一个工作是要给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天中国的疫情，我做的就是核对上传中国卫生部的疫情报告，每天晚上9点之前发给世卫组织亚太区。因为我在北京知道最新情况，所以协助做疫情监测数据的及时通报和广泛分享。 从早晨6点钟到晚上9点钟，这中间我会做好多不确定的事情。有时候会到一家医院里面核实他们的发热门诊是怎么做分诊，有没有问题。另外很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想针对中国当时在研究的具体问题收集数据，推进对SARS这个疾病的了解。比如潜伏期阶段到底有没有传染性，有什么样的证据。根据已经明确的人传人的具体病例信息，去研究它的人与人传播的传播链。 而那些连不到某条传播链的人，被称为“散发病例”。因为他/她的存在不能很明显在我们掌握信息里，提示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传播模式，所以就要做这些人的问卷和调查分析，看他们有没有共同的点，希望能找到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传播漏洞，进行及时发现和控制。类似这样的工作，不是高大上的，但是就是非常小心翼翼地收集一点一点的信息往前推。每个点都可能带给你一个新的理解和控制手段。 如何解决瞒报疑虑 那时候我们国家是一级一级（将信息）从县、市、省汇集到国家，由国家汇总以后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起码SARS后期是这样。这对现在可能不太是问题，但当时让所有能诊治SARS的医疗机构进行每天数据的统计，确实要求蛮高的（注：不只是医院，还有疾控/卫生局），因为当时很多依靠的是传真、纸质报表和电话来沟通。 这些数据每天统计，首先为了内部准确了解疫情，避免一个病人转院就重复报，很多核实比如入院多少，转重症多少等等，这是一个管理系统的事情。等于一环接一环，triple check，因为那时还没有“数字”通讯。 当时一些人也会担心有的地方政府瞒报嘛。因为政府或者有的医院有过瞒报，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开了一条热线去处理这些事情，叫作Rumors surveillance （也叫谣言监测），就是说其他渠道的一个监测，对社会公开了一条热线和传真线。如果有医生也好，普通公民也好认为他们当地的政府瞒报了或者有其它“怪事情”，他们也可以给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然后我会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样的证据？刨根问底地沟通之后，可以了解到底有没有我们从正规途径没有看到的SARS在发生。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理解，或者有的人看到有人死了，但是政府报告是零，他/她有怀疑就报告了。但好像我不记得有真正的病例出来。开了热线以后，其实就起了一个check和balance （注：check and balance 是我对很多行政包括美国三权分立的理解，不仅是震慑）的作用。 “还要好多具体的数据公布出来才知道” SARS的时候，接诊医生感染的多，所以说它的传播性强，传染性强。考虑到现在我们院感（防控）能力的提升，当时的医生和现在医生的意识可能不太一样，（注：即便是SARS）不一定病毒传播性那么强。 2019-CoV刚开始的家庭聚集性不高，当时认为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效率可能是没有SARS那么高，但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所以还要好多具体的数据公布出来才知道。 在人传人情况还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官方（注：武汉卫健委）的表述有点过于谨慎，当时只说没有明确证据人传人，但没提人不能传人的证据具体有多少，但就像看一瓶水，半瓶子晃荡的时候你看的到是上边的空气还是下边的水。做法未必是错的，但就看你沟通的目的到底是哪个，什么是你想说的，这个是可以推敲的。 其实我作为业内的，如果说是专家的话，我也蛮着急的。现在是全国哪都是疫区，但当时如果是武汉作为单独疫区的话，根据一个疾病定义，画出范围，对可怀疑的人都做很好的检测，通过这种主动搜索病例，首先你能知道这个疾病到底分布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个人群有。另外，每一个发现都能及时用来调整防控策略。 从现在公开的信息来看，我还想知道医学观察是怎么采样的，暴露以后病毒在血液里出现的潜伏期是多少，不同症状的潜伏期是多少，有没有亚临床感；有关病程（注：病原物侵染过程）的数据对检测和筛查非常关键，起病的时候比如说是发烧，然后什么时候出现咳嗽，什么时候出现呼吸困难等等，这些临床时间应该给大家公布一下。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交代这样方面的临床特征，不能只顾着研究病毒不研究病。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提醒的是有好多新的疾病，我们认识它有个过程，有些东西不清楚，完全不影响我们的防控。像SARS当时找的传染源也是错了，说是果子狸，十几年以后才发现真正的传染源来自蝙蝠，但SARS上次不也就控制住了嘛。现在应该是鼓舞大家士气的时候，就是说别恐慌，用疫情数据客观评估效果好和不好的那些活动，真正科学地面对一个传染病，打好局部决战，也能打好持久战。 本文内容已于1月23日经徐福洁审阅。 徐福洁个人简介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199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1998年在Emory大学获得流行病学博士学位，1998-2000 完成 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培训，2000-2015年任职于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中心（CDC），2015-2017年任职于美国吉利得药物科技公司。2015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2017年回国工作。目前被聘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开展长期多点的流行病学队列研究，对比评价临床或社区大人群中治疗措施的安全性和在不同人群中的真实世界效果，评价新的临床检测手段，建立传染病模型等。在临床医学研究方面，着重三期和四期临床研究，制定基于价值的治疗适宜人群。 她曾直接参与过中国 2003 年的“非典”和 2009 年的新型甲型 H1N1 流感暴发控制，两次参与都有高水平论文产出，分别发表在医学领域顶级的 JAMA 和 NEJM 期刊上。 http://yjsds.

由于模型可以利用的数据有限，作者建议谨慎地对待他们的模型和预测结果。 （图源：wikipedia） 撰文 | 魏玉保 编辑 | 李娟 1月24日，一项新的预测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感染患病人数的流行病学模型在预印本平台medRxiv发表[1]。Jonathan等5位作者建立了的该病毒的流行病学指标，并预测了未来的被感染人数。研究团队由兰卡斯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的学者组成。近日，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发表数篇关于2019 n-CoV的流行病学论文。 Jonathan等人的模型预测，至1月20号，武汉市约有3500名感染病例（预测区间3050-4017）；从2020年初到21日，预计总感染人数约为11000余例（预测区间9217-14245）。此模型预测武汉市1-18日的感染人数为4764，与最近发布的另一篇论文的预测值近似（详见《知识分子》今天的推送）[5]。 如果不加防控，在接下来的14天（至2020年2月4日），预计2019 n-CoV感染例数超过19万（区间为13万-27万）。疫情将爆发的大陆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在大陆外，疫情将爆发的是泰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香港。 此外，作者还估算了2019-nCoV病毒人传人的能力（transmissibility），认为其比SARS和MERS病毒要高，但在疫情早期与SARS的相近。 而且，作者认为，进出武汉的交通管制不太可能有效地阻止全国范围内疫情的传播，即使有效地减少99%的交通，至2月4日武汉之外的疫情也只能降低24.9%。该计算模型的主要参数值有：传染基数（R0）3.6-4.0，确诊病例比例5.1%（94.9%的病例还未确诊）。由于模型可以利用的数据有限，作者建议谨慎地对待他们的模型和预测结果。 相对其它类型的冠状病毒，2019-nCoV病毒的传染基数偏高，预示着会带来更多的人际传播，防控任务也更加艰巨。有研究报道蝙蝠很可能是2019-nCoV的宿主[2]，但如何从蝙蝠传播到人，经过了哪些野生动物中间宿主，目前并不清楚。可以确证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传播[3]，这也是近期各种公共卫生举措如交通管制的科学基础。 目前可以获取的流行病学数据较为有限：确诊病例数、死亡病例数较为明确，但是疑似病例人数、各病例的潜伏期等数据有待后续发布。目前死亡的17例肺炎病例都是中老年人，多患有其它严重疾病。依据患病症状和传播情况，可知2019-nCoV肺炎的疾病烈度有限；但国家卫健委提高防范，已把它纳入按甲类防控的乙类传染病。 除了流动人口，武汉有1100万的常住人口，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铁路、航班、公路、水路班次，是中国交通不可或缺的枢纽之一。疫情的爆发期与春运时间重合，从1月10日到2月18日预计有30亿人次流动。这极大地增加了2019-nCoV肺炎的人际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型适用于传染病的航空传播预测，未纳入公路、铁路交通。关于武汉关停航班的效果，作者认为假若关停航班比例为50%, 80%, 90%, 95% 和99%，那么降低感染的效果依次是12.6%, 20.1%, 22.6%, 23.9% 和 24.9%。可以看到有一点效果，但效果有限。作者认为，航空管制只会推迟疫情传播到某地，但没办法抑制疫情扩散。 目前，武汉市和全国多个省市综合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防控、治疗肺炎疫情，以应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但我们仍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该如何准确判断当前疫情，如何预测疫情的发展，哪些防控措施有效哪些无效，该如何有效防控等。要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科学家实地调研，准确把握数据；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流行病学模型，给公共卫生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 [1] Jonathan MR et al.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early estimation of epidemiological parameters and epidemic predictions. medrxiv.1.24.2020. doi.org/10.1101/2020.01.23.20018549 [2] Peng Zhou et al. Discovery of a novel coronavirus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nt pneumonia outbreak in humans and its potential bat origin.

从目前数据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死亡率低于SARS病毒和MERS病毒，但疫情最终的规模、走向和带来的影响还难以预测。 Anthony S. Fauci 编译 | 王贝宁 编辑 | 陈晓雪 1月23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与感染疾病研究所所长、国际感染传染疾病专家Anthony Fauci和同事医疗官员Hilary D. Marston、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副教授Catharine I. Paules在《JAMA》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称从目前数据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死亡率低于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但疫情最终的规模、走向和带来的影响还难以预测。文章提醒，传染性疾病的威胁持续存在，人类需时刻做好准备。 Fauci等人介绍，冠状病毒分为α, β, δ, γ四个属，其中α和β属可以感染人类（人类冠状病毒, Human Coronaviruses, HCoVs）。目前有四种人类冠状病毒在世界各地流行，成年人中10-30%的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感冒”）由它们引起。冠状病毒在蝙蝠体内最多见，意味着蝙蝠可能是许多冠状病毒的传染源；但和人类密切接触的一些哺乳动物可能是它们的中间宿主，在病毒的重组和突变中承担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类冠状病毒在健康人中导致常见的感冒（common cold），引起的症状较轻微，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类不那么“厉害”的病原体，并未受到重视。但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起源于动物的两类高致病性人类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均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患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 Fauci等人指出，始于中国广东的SARS最终扩散至超过24个国家，但有关SARS病毒的传播相关因素，如动物-人传播、人类超级传播者等还远未研究清楚。SARS的病原体是一种β-人类冠状病毒，对病毒序列的研究最终将蝙蝠确定为SARS-CoV的自然宿主。 SARS的主要症状为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和水样腹泻。20-30%的患者需要机械通气（如呼吸机辅助通气），10%的患者死亡，其中老年人和基础病较多的患者死亡率较高。SARS存在人传人，而且人传人大多发生在医院环境中，这是因为人体内SARS病毒的受体多分布于下呼吸道（即气管及其以下的支气管、肺），因此导致患者往往上呼吸道症状（鼻塞、流鼻涕、咽痛等）较少，呼吸困难等下呼吸道症状较多，对这类患者的治疗经常需要诸如气管插管等能产生飞沫、气雾的医疗操作，而这些操作加重了病毒在医院内的传播。 Fauci等人指出，SARS致使8098例感染，774例死亡，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和经济上的损失，给人类上了重要的一课：存在于动物体内的冠状病毒可以跳过物种屏障，在人类引起大流行。 2012年，另一个高致病性的β-CoV跳过了物种屏障，在人类中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MERS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仍被推测为蝙蝠，但其在人类的传播主要归结于骆驼这一中间宿主。MERS主要在沙特阿拉伯流行，截至2019年11月一共有2494例感染，858例死亡，50%-89%的患者需要机械通气，36%的患者死亡。 Fauci等人认为，虽然MERS没有像SARS一样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恐慌，但第二个由动物来源的高致病性人类冠状病毒的出现已经昭示了这一病毒家族对人类的威胁。 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被认为是起源于动物，并已证实存在人传人。他指出，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冠状病毒的氨基酸序列具有部分同源性，人体中的新型冠状病毒受体可能与SARS病毒相同，“这对解析并预测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有重要帮助”。 Fauci等人认为，此次中国卫生部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采取了快速而有效的响应，包括关闭华南海鲜市场、隔离并治疗感染者，到解析病毒遗传基因组、快速建立诊断平台、筛选抗病毒药物和研究病毒疫苗等。在SARS期间，研究者从获取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到启动启动病毒DNA疫苗1期临床试验花了20个月的时间，此后将其他病毒疫苗的这一时间线压缩至3.25个月。“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开发，运用信使RNA（mRNA）疫苗技术，这一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 从目前数据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死亡率低于SARS病毒和MERS病毒，但疫情最终的规模、走向和带来的影响还难以预测。“疫情的控制不仅需要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一经典的传染病学策略，还需有及时开发和应用其他有效手段。”Fauci和同事写道。 文章最后提醒，冠状病毒，这个看似“温和”的病毒家族，再次向人类提出警告：传染性疾病的威胁持续存在，人类需时刻做好准备。 原文链接：https://jamanetwork.com/ on 01/29/2020 赛先生 启蒙·探索·创造 如果你拥有一颗好奇心 如果你渴求知识 如果你相信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欢迎关注我们 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不管疾病有多严重，不管我们期待新药和新疫苗的愿望是多么迫切，新药和新疫苗开发的规律无法被逾越。随意缩短研究的时间和标准，看起来好像是急人民之所急，但是可能会付出我们谁也无法接受的惨痛代价！ （Image by Willfried Wende from Pixabay） 撰文 | 王立铭 这是关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第三篇科普。 就像我在第一篇科普（点此查看）里就提到的，当一种新型的传染病爆发、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仍然在快速攀升的时候，人们下意识的问题都会是： “什么时候有特效药？”“什么时候有疫苗？” 这些问题当然是非常自然的，药物治疗疾病，疫苗预防患病，如果真有这两个东西在手，理论上任何传染病都可以被我们轻松解决。 只可惜现实世界中，科学家和医生手里没有阿拉丁的神灯。 现实中的新药和疫苗研发 在现实世界中，就算新药和疫苗开发的工作第一时间全面展开，投入大量的资源，一路绿灯放行，也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在本次疫情结束之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当然不是说新药和疫苗开发不该做，非常应该！但是它们最大的价值可能是帮助我们对抗疫情在未来可能的卷土重来。 而在现实世界中，更悲催的一种可能性其实是，伴随着疫情的消退，新药和疫苗研发上投入的资源会大幅缩水，而且就算开发出来也很可能找不到最够多的人做临床测试（很简单，传染病都没了你去哪里找大批感染者做试验），然后不了了之。 这当然不是说面对传染病我们就束手无策了。我在第一篇科普里就强调，隔离，这种古老而粗暴的方法，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对抗一切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比较温和的传染病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一般考虑社会代价的平衡，不会采取这么极端的措施）。 只要做到隔离传染源头、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那么新冠病毒肺炎这种传染病会在短期内被克制。 而对抗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临床医生们也早就有成熟系统的方法，高强度的支持疗法加上抗病毒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 那你可能会很好奇：好像不是吧？这几天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各种好消息很多啊？不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都找到了不少特效药，还有疫苗开发不是说很快了么？ 没错，这些消息确实很多。我简单列举几个吧： 北京卫健委表示一种针对艾滋病的特效药克立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可能对新冠病毒肺炎有效，这种药物也已经进入了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第三和第四版）。网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王广发主任就是服用此药痊愈的； 上海复旦大学的团队开发了一种抗病毒的喷雾，据称可以有效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并已经配备一线医护人员使用；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某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药物筛选系统，找到了多种潜在药物，特别是常用药物沐舒坦可能可以对抗病毒入侵； 上海科技大学和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团队也筛选出了三十种可能阻止病毒入侵的老药； 清华大学医学院某团队开始了疫苗研发工作，据称构建重组黑猩猩腺病毒克隆顺利启动，初步具备了评估疫苗的免疫原性的基础，计划两个月内启动生产； 香港大学某团队宣称已经分离了香港本地的病毒毒株，用于研发疫苗，下一步将进入动物试验，之后将进行人体试验，这条新闻还在内地被冠以”香港科学家成功研发疫苗“的标题广为传播； 等等等等…… 类似的消息我想你肯定也看到了，按照这些新闻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已经拥有了对抗这种病毒的特效药（克立芝），即将拥有更多的特效药（比如沐舒坦等等），而且疫苗的开发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几个月可能就有机会上市了。 这不很好么？这不正说明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很给力、成效显著，对抗新冠病毒肺炎很快就要有神兵利器了么？ 不是。 不光不是，我还对这些“科学进展”充斥新闻头条感到很恐惧。如果这些消息真的被决策层看到并采信，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对疫情的对抗和预测。 原因很简单，药物也好，疫苗也好，它们的开发、生产、应用是有着基本的规律的，是有着基本的时间需要的！在强烈的美好愿望，再多的资源投入，再迫切的实际需求，也没办法绕开。 无法逾越的规律 这里我就不展开讨论药物和疫苗开发的太多技术细节了。总的来说，它们都包括临床前研究-人体临床试验-正式推广应用三个根本无可替代的环节。 临床前研究包括所有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必须研究工作，包括找到候选的药物分子、在细胞和动物模型里做各种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测试；也包括从患者体内分离病毒、大规模培养病毒毒株制备疫苗，在动物模型上测试疫苗等等环节。只有在这个环节通过各种测试的药物分子和疫苗，才能进入下一步，在人体上进行测试。这里头的道理很简单，咱们通俗点说，人命关天，咱们至少得大致证明一个东西无毒无害还有用，才能给人用、特别是病人用吧？ 好，我们姑且假设这个环节里科学家们可以开足马力做实验，很快就拿到了基本的数据吧。更硬核、更需要时间的东西来了：人体临床试验！我们还需要找一群人（健康人、以及患病的人），让他们真的试用药物和疫苗，然后持续观测这些人体内的药物水平、副作用情况、以及效果。只有在这一小群人当中真的证明有效，才可以推广到更大规模的人群去广泛使用。 而因为人体临床试验自身的特性，这个阶段你想快也快不到哪里去。 招募受试者需要时间；一个一个筛选受试者保证他们每个人都符合临床试验的要求需要时间；在严格的监控下服药或者注射疫苗、然后持续高密度的监控这些人的各种生理指标需要时间；还得留足够长的时间看看药效是不是真的显著，疫苗是不是真的起到了保护作用（要知道一般疫苗接种后也得几个星期才会出现抗体）；还得留足够长的时间看看药物和疫苗有没有长期的毒害……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加速的空间。 我们试想一下好了，本来该招募1000个人测试，你只用了50个人，到时候大规模应用，危害一旦放大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怎么办？本来该测三种不同浓度的你只测了一种，最后发现浓度太高毒死人了怎么办？本来该等一个月看长期毒性，你只等了两周，结果大规模应用以后到第三周很多人中毒怎么办？ 再说一次，临床前研究-人体临床试验-正式推广应用这三个环节根本无法绕过。在正式推广应用之前，临床前研究-人体临床试验环节会淘汰掉超过99%的候选药物——要么发现他们没用，要么发现他们毒害大于好处。即便这次科学家们能从常用的老药里筛选出几种可能有用的，快速进入人体临床（我们在下面会讨论克立芝的例子），其成功率也高不到哪里去——历史数据是所有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不到10%真的能够获得批准上市。 所以在真实世界中，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疾病，一款新药和一款新疫苗的开发动辄需要10-15年的漫长时间。就算疫情急如星火必须一切绿灯放行，在某些不太关键的环节做些省略和放宽，没有几年时间也根本谈不上能拿到新药和新疫苗！ 新药开发的漫漫长路（图源：wikipedia） 我们拿另一种特别严重的病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来做个对比好了。 目前人类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埃博拉病毒的疫苗，rVSV-ZEBOV，2019年底正式批准上市。世界卫生组织亲自挂帅参与，并用有史以来的最快速度批准了它——原因当然是疫情刻不容缓。但是即便如此，这款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过程花了足足两年时间，2014年底启动，在非洲不同国家招募了上万位受试者，到2016年底才拿到了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它安全有效[1]。 埃博拉病毒至今还没有正式被批准的药物，但是确实已经有两种药物虽然没有正式批准，但却已经在小范围被使用（REGN-EB3和mAb114）。这当然是应对疾病爆发的无奈之举，但是请注意两个药物都已经做了接近两年的人体临床试验（2018年初-2019年底）[2]。 我想埃博拉的案例足以说明问题了：不管疾病有多严重，不管我们期待新药和新疫苗的愿望是多么迫切，新药和新疫苗开发的规律无法被逾越。就算中国科学家的速度比肩世界第一流的医药研发机构，就算中国政府机构超常规无缝配合，1-2年或者更长时间也是起码的要求。 而这就意味着，在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中，只要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得力，新药也好，新疫苗也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发挥作用。 冒险尝试？不行！ 那你可能会说，好吧，理论上我相信你，但是既然疾病如此严重，我们就不能冒冒险么？我们就是太害怕了，我们就是愿意试试可能还有风险的新药新疫苗，不行么？ 还真不行。 在疾病面前，个人确实很难抵抗尝试新药和新疫苗的诱惑。但是实际上这个决定根本不应由个人来做！在医学知识门槛已经非常高的今天，一个外行普通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判断一个未经严肃验证的东西到底对自己有多大好处，有没有好处，有多大坏处，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个坏处。太容易进入急病乱投医、破罐子破摔、死马当成活马乱医一气的事情了。 你还记得福岛地震抢加碘盐吧？你还记得非典时期抢板蓝根吧？事实是如果你那个时候真的猛吃加碘盐猛喝板蓝根，你身体出问题的可能性，比你真的被辐射得非典的可能性还大的多…… 具体到这次疫情，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艾滋病药物克立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据我所知，在北大王广发主任的新闻之后，在它被写入卫健委指南之后，已经有大量的一线医生和患者开始强烈要求使用这个药物。 但是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的是，这种药物到底能不能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目前的证据是极其有限的！它这次被拿出来用，唯一的可能依据是，2004年香港学者在SARS期间在四十几位患者中尝试了这种药物，事后发现效果还不错，降低了死亡风险[3]。但是即便是这项研究本身也有不少科学家提出了严肃的质疑[4]。而它对这次的全新病毒是不是管用，目前没有任何人体临床数据支持！相反，即便在小规模的尝试中医生们也观察到了不少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心脏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血糖异常、胰腺炎、血脂升高、肝损伤等问题。考虑到这次不少重症患者本身就携带很多基础的代谢和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副作用就更加值得警惕了。 当然王广发主任的个案确实给了我们一些信心：这个药物也许真的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在医学实践当中，首选的证据是设计和执行严谨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然后是高质量的观察性研究等等，对个案的借鉴是必须打一个巨大无比的折扣的。考虑到新冠病毒肺炎很多患者能够自愈，也有很多患者在支持疗法处理后可以很好的恢复，其实非常难以判断王主任的情形到底多大程度上和药物有关。 埃博拉药物其实还就提供了一个反例：在2014年两位美国人被埃博拉病毒感染，在美国接受治疗，当时美国医生尝试了一种叫做ZMapp的尚未正式上市、正在接受人体临床研究的药物。后来两位患者病愈出院，但是ZMapp却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根本就没有啥用！（医生们估计，可能是医院的强有力的支持治疗挽救了他们） 想要真正搞清楚这种药是不是真的适用于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是不是对他们的好处大于坏处，同样需要时间！ 中国的医生们已经在武汉申请开展了真正严肃的人体临床研究[5]，希望尽快能够告诉大家这个药物是不是真的传说中的特效药，但是在那之前，盲目使用是有可能付出代价的。 克立芝如此，别的所谓“特效药”更是如此，各种疫苗就更不用说了。 再强调一次，不管疾病有多严重，不管我们期待新药和新疫苗的愿望是多么迫切，新药和新疫苗开发的规律无法被逾越。随意缩短研究的时间和标准，看起来好像是急人民之所急，但是可能会付出我们谁也无法接受的惨痛代价！ 为什么着急？ 我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各种新药新疫苗的传闻会如此拥挤？ 这些东西对于新闻媒体、对于老百姓自然是喜闻乐见的头条题材。 但是我很不理解的是，中国科学家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难道他们不懂新药和新疫苗开发的规律？ 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宣称的所谓特效药，自己许诺的疫苗开发的周期，其实可能是根本不可靠、或者短期内根本做不到的？ 也请允许我再多延伸一点。除了关于新药和新疫苗的新闻之外，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科学家们还急忙发表出来的一系列所谓“研究论文”，从“新冠病毒的宿主是蛇和水貂”，到这种病毒“特别容易入侵亚洲男性”，还有各种根本不可靠的对疾病流行程度的数学模型测算…… 给我的一个总体感觉就是一个字—— 急！ 科学家们快速展开研究无可厚非。 我们也确实有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任何科学问题的权力。 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们也应该全力投入传染病科研攻坚当中，多少投入都是值得的。 对于可能的新药新疫苗，积极做好临床前的研究工作，积累足够数据后积极申请开展严格的临床试验，争取从中真的找到几种对患者有益的东西造福老百姓——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 而就算这些研究成果不能用在这次疫情当中，只要能够潜心研究，这些成果也一定能够帮助人类更好的理解传染病，如果疾病卷土重来，它们的价值无可估量。 但是，我其实真的很想问一句：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快，把研究根本不充分、数据质量很低下、但却很容易吸引眼球甚至是误导公众的研究论文给发表出来么？ 我们真的有必要把几乎不可能快速开发出来的所谓新药新疫苗捅给媒体，让全国人民产生虚假的希望和对你们的感激涕零么？ 新药新疫苗也好，新科学发现也好，我们能不能踏踏实实的、遵循科学规律去做，直到数据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同行，再发论文，上媒体？ 我们作为全体中国人民供养的科学家，我们作为比一般老百姓更懂得科学规律的一群人，我们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去哪里了？ 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不管疾病有多严重，不管我们期待新药和新疫苗的愿望是多么迫切，新药和新疫苗开发的规律无法被逾越。随意缩短研究的时间和标准，看起来好像是急人民之所急，但是可能会付出我们谁也无法接受的惨痛代价！ 对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宝贵意见的下列专家表示感谢：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 曹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徐福洁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 张祎 相关阅读

伴随汹汹疫情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谣言和阴谋论。这次我们挑了一个最有鼻子有眼的，拿硬核数据死磕一把！ 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于2020年1月6日在湖北武汉采集到的第一株病毒毒种电镜照片（100纳米下）（图源：nmdc.cn） 撰文 | 王立铭 讨论一个很简单也很惊悚的问题：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是不是人为泄露出来的？ 这个问题可不是我瞎编出来的，最近两天来找我求证的人只怕得有上百，其中不少还是各自领域的大专家和大领导。 大家的“根据”，主要就是下面这个旧闻： 2018年，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够感染猪的冠状病毒（SADS-CoV），这种病毒导致了广东一些猪场中暴发了猪的某种传染病。当时科学家根据基因序列分析，猜测那种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这条科学发现，还上了当时的新闻联播。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的新型病毒（2019-nCoV）也是一种冠状病毒，科学家同样也猜测它的天然宿主是蝙蝠。 那么问题就来了—— Q1：这次的病毒是不是就是上次那个病毒？ Q2：武汉的科学家是不是不小心（甚至是故意地）把这个病毒泄露出来了？ 2018年的新闻 详细讨论之前，先给个结论—— A1：不是！ A2：新型冠状病毒和2018年发现的那个病毒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毫无关系！ 光说结论当然就没意思了，我们来好好证明一下。 我保证这是个轻松的证明过程，而且闲着也是闲着，我想你也不介意再学点和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新知识。 2018年，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发现那种能让猪拉肚子的SADS病毒以后，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著名的《自然》杂志，并且第一时间就上传了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如果你需要查询的话：GenBank ID: MG557844）。 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基因组序列，中国科学家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公开（GenBank ID: MN908947）。 这些信息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两者的关系。 具体数据分析如下： （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的刘翟研究员和他的研究助理喻萍。下面的数据分析和作图都由他们完成，并由第三方专家确认。如需引用请获得授权。文中序列分析数据来源于GISAID数据库和GenBank数据库，特别感谢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研究提供序列的科学家，感谢他们在GenBank和GISAID等数据库上分享的数据） 基因组序列对比 首先做个最简单粗暴的比较，咱们直接看看，不同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有多像。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其实就是2018年武汉科学家发现的那个病毒，两者的基因序列应该100%一样，或者至少是接近100%一样。对吧？ 但是结果如何呢？ 以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为基准，与之相似度最高的，是一种在蝙蝠里发现的病毒（红色，96%相似），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认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 基因组序列对比 接着，它和SARS病毒也有大约80%的相似度（蓝色）。这个差异已经相当的显著，这也是科学家第一时间就排除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卷土重来的原因。 然后，它和MERS病毒的相似度就已经很低了，大约50%多点（绿色）。也就是说，这种新病毒和2012年肆虐中东的冠状病毒只是非常遥远的亲戚。 现在请注意，你最关心的比较来了：新型冠状病毒，和2018年武汉科学家发现的SADS病毒，基因组相似度是最低的！仅仅略高于50%。 这个差距，通俗的打个比方，已经跟人和狗的差距差不多了：两者都是哺乳动物（病毒），但是基因组实在是相似程度太低。别说不可能是同一个物种，就连亲戚关系都非常可疑。 从基因组序列出发，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和武汉科学家2018年发现的病毒（SADS），毫无关系。 基因组大尺度结构对比 除了序列信息的直接比较，我们再来看看几种病毒的基因组大尺度结构的比较。 在这张图里，我们着重比较了病毒基因组里几个重要基因的排列和结构。当然了，其实你不需要知道任何技术细节，只需要知道一根棒代表一个基因，注意看不同颜色棒的长度和排列方式，看看它们彼此像不像，就足够了。 基因组大尺度结构对比 相信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SARS病毒和它寄生于蝙蝠体内的亲戚，MERS病毒和它寄生于蝙蝠内的亲戚，以及SADS病毒和它寄生于蝙蝠内的亲戚，两两之间基因组结构都是很相似的。这也是科学家认为这些病毒确实起源于蝙蝠体内的证据。 而这次新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结构比较接近SARS，但是和MERS病毒相去甚远，和武汉科学家在2018年发现的SADS病毒更是有巨大的差别。 从基因组大尺度结构出发，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和武汉科学家2018年发现的病毒（SADS），毫无关系。 进化树分析 最后，根据病毒的基因信息，我们还给好多种已知病毒绘制了详细的进化树，来看看它们彼此之间的亲戚关系到底有多远多近。 这棵树的左边，你可以认为是在遥远的过去，好多种病毒的共同祖先，这个祖先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上开枝散叶，逐渐变出了一大堆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的子孙（右边）。在进化树上，靠近的枝桠上的病毒就越相似，散开的枝桠上的病毒就越不同。 然后你来看看，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和2018年武汉科学家发现的病毒，在进化树上分开了多远？套用句俗话，这属于八百年前是一家，但是早就出了五服的远房亲戚了！ 进化树分析 从进化树的分析出发，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和武汉科学家2018年发现的病毒（SADS），毫无关系。 证明完毕。 无法破除的阴谋论 这个结论说完，我们再稍微掰扯几句阴谋论的问题。 这几天伴随着疫情到处流行的阴谋论，当然还不止这一个，我估计你可能或多或少也听到过一些。 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一个属于言之凿凿、还放出了所谓“证据”的，所以我在这里严肃的辟谣一下。别的很多阴谋论我认为连辟谣的必要都没有，甚至连在这里写出来的必要性都没有。无非就是哪个敌国又如何如何了，哪个疯子科学家又如何如何了。 其实你可能都有印象，每次伴随着重大事件的发生，阴谋论的流行都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这辈人可以想想，911，SARS，汶川地震，福岛核电站，你就说哪次没有阴谋论吧？哪次没有敌国和疯子的幕后黑手吧？ 可这是为啥呢？ 别担心，我不想随意的批判谁。实际上阴谋论能如此普遍的存在，本身其实就说明它的出现是非常合乎逻辑和满足需求的。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觉得这本质上可能是人脑的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在多变的环境中，我们的大脑希望寻找确定的因果关系，寻找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请注意，这个解释是不是符合事实不重要，它能自圆其说最重要。就像巴甫洛夫训练狗，每次铃铛响就有肉吃，这件事在自然界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啊，但是狗可不管那么多，只要你有那么几次一边给肉吃一边摇铃铛，它就会固执地认为铃铛响了就有吃的，因为这个解释好记又管用啊。 巴甫洛夫的狗（图源：Maxxl² [CC BY-SA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咱们人类也一样，固执地在一生当中寻找各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各种解释。特别在遇到突发灾难性事件的时候，特别是在事件初期各种信息还不够完备的时候，人们需要寻找某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满足自己在环境剧烈变化当中的掌控感，哪怕是一种虚幻的掌控感。 就拿这次的疫情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相信这个病毒来自一次精心预谋的投毒，都比相信这个病毒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要容易接受。前者用我们习惯的逻辑很容易理解，我们也很容易找到可以怪罪的“责任人”；而后者充满了各种学术名词晦涩难懂，就算有科学家给你讲解，也不得不承认这里头有大量的未知难题和不确定性。 所以，想要彻底破除阴谋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可能是人类底层的心理需求！ 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遇到生物相关的问题不太容易陷入阴谋论，这不奇怪，我的看家本领嘛。但是遇到别的问题我也喜欢琢磨阴谋论啊！货币战争，喜欢！奶头俱乐部，喜闻乐见！共济会阴谋，过瘾！我一个受了20年科学训练的人都这样，我觉得你就算信阴谋论也一点都不丢人，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阴谋论有它生存的土壤，绝对不意味着我们就需要放弃自己的理性，屈服于恐惧和阴谋论的威慑之下。阴谋论固然能够给你的恐慌和焦虑提供一个方便的解释，但是它也顺便剥夺了你理性思考自己作出判断的机会。我们做不到看见阴谋论就认真地弄个辟谣，但是这件事你们人人都可以做到。 所有看到这个文章的读者，我知道这几天，你和我一样心痛，一样恐惧，一样忙乱，一样焦虑，一样出不了门只能刷手机，一样会收到洪水一样涌来的各种消息。 （图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