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平息后，人们的意识也发生巨大变化：除心有余悸外，很多普通民众也开始在政府宣传下有意识地审视“人与自然”、“我与大众”的关系，有了更高的社区、环保和公民意识。这应该也是此后大型流行病未光顾伦敦的因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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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年冬，某日伦敦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一些伦敦人民对此感到惶恐，认为它是个凶兆。
不久后，伦敦爆发瘟疫。在伦敦东部的圣吉尔斯郊区，起初死于瘟疫者不过两三人，在人传人的添油加醋中，谣言却遍布全城，市民也跟着惊恐起来……
自1348年发生“黑死病”之后，瘟疫就不间断地侵扰伦敦。到17世纪中期时，伦敦已发生近20次大大小小的瘟疫。而这次的大爆发，其破坏力大到让这个国家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场伦敦大瘟疫也成为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大型的疫情传播。
伦敦老朋友
1665年伦敦大瘟疫的爆发源头往往被人们认为应该由荷兰背锅。
阿姆斯特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贸易港”，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也吞吐着来自新旧世界人员与物资。
1599年，阿姆斯特丹不幸爆发瘟疫，疫情持久，等到1663、1664年两年，因瘟疫死亡人数达到5万人。
但国际贸易的小船并没有因瘟疫爆发而终止。海峡对面的荷兰是英国融入欧洲市场的主要中间商，双方贸易极其频繁，再加上当时阿姆斯特丹港很多患上染上瘟疫的人为了求生，偷偷挤在船舱中“空降”英国，致病源就这样悄悄播撒到了这个岛国上。
1665年7月，疫病进入伦敦内城区，随着感染人数增多，市面上绝大部分商业活动陷入瘫痪。
而感染了的民众，就在这种恐怖的瘟中痛不欲生。有的人在身上出现或红或黑的凸点、斑点之后头痛呕吐，很快死去，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患病，在街上走着甚至突然倒地而亡，扒开衣服一看全身布满黑色的坏疽斑点，或是坏死的肉结成的一颗颗小瘤……也有的人因病而发狂，痛不欲生中跑出家门在街上手舞足蹈，直到死去……
（图片来自：wikipedia@Rita Greer）▼
此时，富商们和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都已经纷纷撤离，比如英王查理二世带着家人和宫廷前往牛津郡避难。但伦敦市市长、市府参事等主要当局官员留了下来，和少数牧师、医生和无助的民众一起抗击传染病。
（图片来自：wikipedia@John Michael Wright）▼
这场让人生不如死，重创了伦敦社会两年的瘟疫，就是曾多次光临欧洲的鼠疫。
鼠疫主要有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等，此次伦敦鼠疫就是最为常见的腺鼠疫。其中的“腺”指的就是典型的腹股沟腺或肿大的淋巴腺。
（图片来自：CDC/ Courtesy of Larry Stauffer, Oregon State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腺鼠疫这种烈性疾病，一般先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等小虫在老鼠中传播，跳蚤叮咬患病老鼠后自带病菌可达三周，再继续叮咬别的老鼠或人。
（图片来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 Janice Carr）▼
在被感染的同时或感染后一天内，病人常在股、腋、颈等部位出现淋巴结肿大的现象，并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的症状，有的人会出现四肢坏疽、全身布满黑点等反应。在没有抗菌药物之前，腺鼠疫的死亡率在70%左右。
（图片来自：wikipedia@Robert Valette）▼
鼠疫大规模爆发需要一定条件，而这些条件，当时的伦敦都满足了。
16、17世纪，圈地运动、价格革命下的伦敦人口不断膨胀，流民也因此增加。很多人为了求生而涌向大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伦敦，便是目的地之一。
1563年，伦敦人数9.3万，1580年达到12.3万，到了1632年涨到了31.7万，1700年时破了70万大关，这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Wenceslas Hollar所绘1665年伦敦地图）
（图片来自：wikipedia@Wenceslaus Hollar）▼
但是大量的进城人口都属于社会底层的贫民。他们生活在拥挤、潮湿且卫生状况恶劣的贫民区，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贵族阶层形成鲜明对比。
1600年时，伦敦贫困堂区的人口数是富裕堂区的近5倍，1660年甚至可达8倍以上。1688年时，占英国家庭总数1.2%的贵族和士绅家庭的收入占国民家庭收入的14.4%，但“底层劳动阶层”人数（不包括熟练工）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收入却仅仅占20.7%。同时，这种家庭往往入不敷出，饮食主要靠“穷人的食物”（各种豆类、卷心菜、胡萝卜、野菜等等）。
这些底层人民营养跟不上，自身免疫力底下，便是疾病快速扩散的基础人群。
（图片来自：wikipedia@Claes Janszoon Visscher II ）▼
另外，16到17世纪这段时期，伦敦也是一个“脏乱差”的时期，这为鼠疫大爆发埋下了更重的隐患。
穷人们住的狭小公寓逼仄潮湿，没有卫生设施，也就难以保持环境整洁。出了门，这样的景象也很常见：蜿蜒的街道的中流淌着一道道黑色的污水，旁边稀稀拉拉分布着被随意扔出窗户的垃圾和动物粪便，嗡嗡的苍蝇绕着圈飞舞。
这段时期内，伦敦正在完成从使用木材做燃料变为煤炭做燃料的过渡时期，煤炭渐渐被民众以及工厂用作生活燃料和工业燃料。工厂生产和生活效率提升了，但燃煤同样给伦敦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伦敦人开始习惯闻到炼油厂、工业煤烟的味道，以及泰晤士河边上的屠宰场、垃圾站以及垃圾污散发出的混合气味。
（图片来自：wikipedia@Rita Greer )▼
水污染同样也很严重。泰晤士河是伦敦的生命线，绝大多数大多数伦敦人的生活用水来源于此，然而此时这条河也已经被严重污染。不仅沿岸工厂将污水排放进去，民居、来往船只产生的废物也灌了进去，让泰晤士河又脏又臭。
当然，泰晤士河的这种形象与伦敦的大都市地位不符合，政府便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治理，但效果并不明显。人们还是只能在被污染了的河水里取水喝。
这种情况下，富人吃水吃坏了肚子可以花钱看病就医，底层贫民们这种本身的脆弱群体可就无力负荷医治自己这种“额外支出”了。
（19世纪漫画，当时工业化进程中的泰晤士河更糟糕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William Heath）▼
在这种不卫生的生活环境中，在城市环境承载力超负荷的情况下，在底层民众自保途径并不多的现实里，鼠疫爆发了……
其实在荷兰爆发瘟疫的时候，伦敦就已开始行动了，比如进行船舶检疫，分配了两艘海军舰艇拦截进入泰晤士河口的船只。来自受细菌感染港口的船只必须停泊在坎维岛(Canvey Island)停留30天待检验，才可以前往上游。
从没有瘟疫的港口出发的船舶，以及经检疫后获得了健康证明的船可以继续航行。另外，英局还在蒂尔伯里(Tilbury)和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泰晤士河对岸的堡垒之间建立了第二条检查线，仅允许带有证书的船舶通过。
随着鼠疫的恶化，隔离期延长至40天，检疫地区也继续扩大。
然而，细菌仍然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于是瘟疫高峰中，伦敦市政府开始聘用公立医生为大众服务，并有组织处理尸体以防情况进一步恶化。
但民众的恐慌情绪并不会轻易消散。市民害怕直接接触病原体受感染，将病死的尸体草率丢在马路旁，吸引老鼠光顾。啃食了尸体的老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又带来下一轮传播。
另外，伦敦还在尚未确定源头之时就严格下令扑杀所有猫、狗，然而这个决定被证明很愚蠢：真正的罪魁祸首——老鼠，数量反而因为天敌猫、狗不在而变得更加不受控。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Croato）▼
另一个处理方式是，当局发出指示要在城区内不停地放火，想利用高温来清洗城市空气使之变得洁净；在市民层面，政府则强烈敦促民众吸烟后吐出烟雾，希望凭这些物质抵御细菌在市内的散播。
到1665年初冬，伦敦的死亡人数开始减缓；1666年2月，国王和他的随从回到了家，其余躲开的人也陆续回归。
1666年9月2日，伦敦发生火灾，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有些人认为，是大火将鼠疫终止了。不过也有种说法是鼠疫在大火发生之前已基本消退。
瘟疫的爆发直接造成人口死亡近10万，约为当时伦敦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但因鼠疫而亡的人的分布也呈现了显著特征——脆弱的底层穷人是最大受害群体。
伦敦贫富居住区域划分较为明显，多在西郊和城市中心的富人区疫情较轻；然而在伦敦的东、北郊和泰晤士河沿岸的贫民区，疫情则相当严重。如1665年，维特福瑞斯区（穷人区）与圣·邓斯坦区（富人区）因鼠疫而死的人数之比为3：1，俨然 “穷人的瘟疫”。
除人口损失外，瘟疫也严重扰乱了伦敦社会，无数人流离失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遭到破坏，整个社会一片狼藉……
但灾难平息后，人们的意识也发生巨大变化：除心有余悸外，很多普通民众也开始在政府宣传下有意识地审视“人与自然”、“我与大众”的关系，有了更高的社区、环保和公民意识。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Nataliia Zhekova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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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英 印度城市居住贫困及其贫民窟治理——以孟买为例 国际城市规划
[2].张超 李超 产权管制与农村人口减贫成效:中国与印度比较的视角 江海学刊
[3].赵干城 印度无户籍：贫民窟成城市顽疾
[4].On the Ground: Life in an Indian slum: Piped water and metered electricity, but the bulldozers can come at any time Los Angeles Times
[5].In One Slum, Misery, Work, Politics and Hope The New York Times